城与思

城与思 http://sunshiwen.blshe.com 有序与无序的对话 sunshiwen 2010-03-15T07:34:36Z 删贴公司，删除的绝对是真相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516872 删贴，也成为了一种职业，一种生财之道。据说，删贴公司现在是生意兴隆，因为3·15就在眼前了。 读报才知，删贴原来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意，而且生意兴隆，每年几百万的收入据说还是小意思。删贴公司明言，“为企业和客户消除网上负面信息”，并明码标价，根据技术难易和影响力大小，从千多元、两千元到万元一条不等，不仅可删论坛中的贴，而且还可删搜索引擎上显示。这当然是个技术活——没有攻不破的防火墙，而且冒着生命危险（违法）闯入他人服务器，收点钱也就不在话下了。互联网，曾被多少人视为是发表公众言论、进行社会监督的场所，乃至于是弱者的武器等等，我一直都以为，这只能是一种愿望，一种自我的臆想，或者说只是乌托邦而已。现在来看，更是如此。只要有权和有钱，所有负面的信息都可在其出现的瞬间被清理干净。所以问题就变成，是否有人想要清除它们罢了。相对于权力删贴或许还真有什么“谣言惑众”的内容，而想花钱和肯花钱来删除负面信息的，我相信，这信息绝对是真实的信息。至于说3·15滋养了删贴公司，我相信可能远不止此，比如那个最牛的局长也肯定是愿意花点小钱（相对于几百万的受贿而言）来消消灾的，然后也就不至于会被拿下了，还可以很滋润地生活下去。当然，当然，删贴公司以后也可以被收编，做起网络警察的事；也可以自己来创作一些企业和客户的负面消息，从而使自己可持续发展下去，并把自己养得更肥——毕竟删自己的贴是更轻松的活，而且更容易上瘾——当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再说他们删除的都是真相了。  随感 2010-03-13T21:20:11Z sunshiwen 凑个热闹，说说政府预算制度改革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516368        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只说，政府职能转变与预算制度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多年来政府竭力推进的重要工作，但很显然，这些年的努力成效并不显著，并且时不时地出现转过来又转回去的现象，许多不该发挥的职能仍在发挥中，不该设立的机构仍在运行，不该做的事仍然干得欢。职能转变仅仅依赖于政府自身的改造，在缺乏外力推动和监督的情况下，终显动力不足，在有的情况下或者在有些地区就沦为了一种口号而已。      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是"软预算"，总量控制也往往被突破；更由于这类预算案往往只是分类型和总量分配型的粗线条预算，不明确到具体的行为，于是各类行为之间可以不间断地调剂，无法对政府的特定支出起到约束的作用。如果我们看一下政府提交给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的预算案，就可以发现，其中只有在哪些方面有多少支出或者需要多少支出，没办法看到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一大笔的资金究竟花在了什么地方，这样的预算案已经失去了财政预算本该具有的作用。      在这两个方面，政府职能转变主要依靠政府的自主选择，财政预算主要由人大为政府划个大筐，两者的效用都无法得到很好的发挥，至少没法达到所设想的目的。那么，如果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如果人大通过预算案将这个大筐划分得更细、更具体，从而把预算的内容对接于政府的具体行为，用预算案来限定政府在哪些方面可以作为，并且使预算案的内容真正落实到政府"做什么事，花多少钱"这样具体的层次，直接针对政府的实际行为确定支出，那么，通过预算案，不仅可以使人们知道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干了什么，或者在未来的一年内将要干什么，这样就可以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政府职能转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当然，这样的预算制度改革，有两个前提，或者说，预算制度要能够发挥作用，第一是各级政府不该有预算外的收支，更不能有预算外的"小金库"或资金流通道，政府的收支都是公共资金，应该纳入权力机关的监管；第二，财政预算必须是"硬预算"，任何的超越和改变都需经过权力机关的审查。而这两个前提，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已经在原则上予以明确了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政府的所有开支都须纳入财政预算，并且都必须严格执行经批准的预算案，那么，通过预算制度的改革，就可以实质性地规定政府可以设立哪些机构，不能设立哪些机构；能有哪些行为，不能有哪些行为；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在预算案中，只要规定为什么样的机构、什么行为和做什么事提供怎样的开支，就可以使那些不该设立的机构、不能有的行为、不该做的事情，因为缺少财政的支持而无法维持和进行，从而为政府的所作所为建立起了边界，政府的职能发挥就限定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政府该发挥的职能能够得到有效运行，而不该具有的职能就无法维系下去。当然，这里的政府机构设立以及行为、事情的确立本身也是权力机构的职责，这样就可以使得权力机构的许多法律法规得到很好的贯彻，并且在财政预算的支撑下更好地运行。      这样，通过预算制度改革，就有可能使政府的工作和行为及其财政支出得到规范，而且也可以使对政府工作、行为的监督落到实处。这也就要求，政府制订财政预算时，就意味着对政府未来一年的工作有了预先的筹划，在明确了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基础上才能确定究竟需要多少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的分配也就意味着政府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案的审查，实际上是对政府工作和具体要做成的事情的安排进行审查，是对政府在未来一年中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行为进行审查，而资金的分配只是这些行为的表现而已。人大对政府预算执行的监管，本质上是对政府行为的监管。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应当把预算制度改革提高到政治制度改革的高度来予以认识和不断推进。因此，值得引起各级政府、人大和整个社会的重视和更多的关注。      当然，对预算制度改革的认识还不应仅仅局限于这样的控制，尽管这肯定是最为关键和本质的，与此同时还应该认识到，预算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在工作内容、行政行为尤其在具体项目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从而提高政府行为的效能。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预算案和严格执行预算的制度，有助于提高政府行为的理性化和可预见性或者说政府行为的确定性，而这是我国各级政府行为中仍然是最为欠缺的，是政府行为中相当薄弱的。也就是说，预算制度的改革，不仅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同样有助于政府职能的更好发挥。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预算制度的改革是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途径之一，也是这种职能转变能够持久有效的基本保障。      至于这样的预算制度改革所要达到的制度创新，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已有大量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有大量的成果可以用来指导制度的设计，而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经验。当然，这也要求我们的政府和权力机关很好地分析和研究我国各级政府的具体职能究竟是什么，如何发挥这些职能，并设定具体的制度环境，然后才能依此进行财政预算的分配，并实现预算制度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促进和规定作用。                                           本文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10期  随感城市批判 2010-03-12T18:47:20Z sunshiwen 看到了什么？关键是谁看！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513672 胡适曾译约翰逊名言：“智者游于村落，其所得益，较之他人环游全欧者，尚为巨也。” 明白了：关键在于是否是智者，而不在于是小小的村落呢还是整个欧洲。 读书 2010-03-06T14:54:02Z sunshiwen “民工荒”了吗？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510293   春节一过，各类媒体开始密集报道一些地区的"民工荒"，渲染某地某区缺口几十万、几百万之类的；政府像掐了头的苍蝇到处在鼓捣，好像真的成了个大问题。更有一些知道分子滔滔而论与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之类的关系，说的也不知道究竟是咋回事。如果长点记性的话，都能记得，已经多少年了，这还是一个周期性发作的情况了，年年讲，年年就是这么些调调。不信？翻翻去年春节后的新闻看看，是不是这样。 其实，喧嚣的“民工荒”也就那么些时候，比如某些节日或者某些节气时段，当然最闹腾的也就是春节之后的一个来月。过了这些时段，就不再有太多这样的声音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事，还不是很清楚了吗！  既然人家还被你们定义为农民工，为什么就不能以农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律来过一段日子，你们怎么就非得要用城市的、机器生产的节律来要求人家呢？ 既然你把人家当临时工，人家也就没有必要把自己当产业工人，趁着回家过年多歇息几天，更何况平日里没有多少休息时间、缺少与家人的团聚，为什么你们就这么看不过去就开始呱噪了呢？  既然知道节后用工短缺，为什么就不能在节前就“重金利诱”签订用工合同，还非得到节后说什么“不管工资高低了，就是抢人”之类的了？为什么就不能签订长期合同，甚至把他们真正发展成产业工人，满足他们定居城市的要求，还非得把他们局限在“农民工”的范畴？  现在什么事都讲市场经济了，比如教育，比如医疗，为什么在这事上头就不讲了呢？  所以，嚷嚷得那么喧嚣的“民工荒”，实际上是媒体、政府与企业老板的共谋的产物。通过新闻做广告，通过渲染某地缺口多大，诱惑农民工兄弟赶紧大规模地奔赴某个特定地点，把卖方市场整成买方市场，从而大大降低用工的成本。你说不是吗？ 随感城市批判 2010-02-27T14:22:15Z sunshiwen 该歇就歇，该拽就拽，别老拧着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509100 许多事情，不整还真不明白，一整还就整明白了：该歇就歇着，该拽就拽，别老拧着！拧着多累啊，你不累，让人看着都有点累！说房价高，不知说了多久了，嚷嚷着要出台什么什么什么措施来抑制，也没搞清楚房价是怎么给折腾上去的，冲着火就想一盆水一劳永逸了，哪想却是给它输了点氧。所以，看看所谓的措施，知道也就是意思意思，水少氧多，缓一缓，还是老样子。前车之鉴，越抑制房价越蹭蹭地往上直窜。真想抑制房价？就别做那么多台前的功夫了，让央企、国企半价销售不就得了，看这房价能不降下来！现在哪个城市供应的楼盘央企、国企不占个六、七成的？与其让它们老去贡“地王”，用比买面包还要高的价去买面粉，那就把它们现有的面包先拾掇出去，反正它们的利润本来就不用上交的。央企、国企太拽？它们的主是谁啊（咱就不说名义上的了），它们用来买面粉的钱又是谁给的？听说过世界各国多多少少都有些国企，还真没听说过国企还敢和政府的政策对着干的。国企派什么用的？不就是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吗？中国这回例外了吧，还接不接轨呢？连自己人都不执行，这政策到底是个啥呀？再说，既然国企的薪水收入都能管，其他的怎么可能管不了。不过，中国的情况还真特殊，比如国外的国企主管跟同级公务员的收入同等，我们的国企主管大概是同级别公务员的10、20乃至上百倍或更多。现在看不过去了，要强制降薪，还弄出个每年10%，连降五年。不说已经多吃多占了，还要怕承受不了要慢慢降的。别说5年又是换届又是怎么地，说不定2年后就全都忘了这个茬了。不信？5年后再回过来看看到底咋样了。想想奥巴马也真是的，刚攥了点股份在手里，就让银行家们怎么地怎么地，才是真的拽了。该拽的时候就拽，别悠着；该歇息的时候就歇息，别嚷嚷。还是说回房价调控吧，房价本来就不是政府能够直接调控的，除非政府把房子全买下再进行分配，要不就是有形之手完全替代无形之手。政府的所有调控理当都是针对产生高房价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在房地产的最后环节，更多的是在销售环节之前的整个过程中。多少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一直犯着同样的毛病。  随感 2010-02-24T20:20:46Z sunshiwen 需要市民代表来代表市民的悖论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502327           近年来，一些人大全会引入了市民代表旁听，以对人代会过程和工作的观察和监督，应该可以看成是人代会公开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发挥市民代表的作用，现在出现了为这些旁听市民赋予更多职责的倾向。今年上海市人代会举行之前，为市民代表配备专门接听市民来电的电话卡，通过媒体公布了市民代表的信息以及电话号码，以利于市民代表"了解和反映群众需求，做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并且将此称为一种"制度创新"。        多一个收集和反映民意的渠道，当然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希望将市民的意见直接纳入到立法机构的讨论之中；这样的举措也反映出对现在的人代会制度所存在问题进行纠正的意图，也就是将市民的意见、市民的心声直接反映到人代会上。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这种做法是否有效，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评估。但就这种方法的创设或者说"制度创新"本身而言，其所隐含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首先，如果需要通过市民代表来收集、反映市民的心声，那么，那些正式当选的人民代表的角色是不是已经被异化？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把这些人民代表看成是不能反映民意的特殊人物，才有需要另设一些不那么特殊的人群来达到反映民意的目的。这究竟是现在的人民代表的定位或者其作用发生了偏离了呢，还是有人认为现在的人民代表没有很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呢？但无论如何，当这样的现象发生了，也就意味着已经认定，现有的人民代表已经无法代表市民了，那么，这些正式当选的人民代表又是代表了谁呢？         现在给市民代表所设定的这些工作及其作用，实际上现有的法律制度早就赋予了正式当选的人民代表，而且也是人民代表的基本职责。如果是代表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从制度上进行完善或者需要对人民代表们进行很好的教育和约束甚至惩处，从而保证所有的代表能够履行其职责。如果是制度本身造成了正式当选的人民代表并不能代表人民，那么就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从而保证被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能够真正地代表民意。而从 "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这样的说法来看，显然已经把（至少是潜意识里认为）人民代表是归于"上"的范畴了，而且"上达"和"下达"的渠道也已经阻断了的，否则，为什么还需要市民代表来"上达"民意并将会议精神"下达"呢？        其次，市民代表既然已经被赋予了如此重大的职责，也被寄托了能够"上达"和"下达"的极大期望，但他们又如何来实现这样的职责呢？市民代表参加人代会只是旁听，既没有法定的权利，也没有法定的途径可以保证他们有效地表达他们被要求表达的内容，即他们所要反映的市民心声；他们没有提案的权利，没有质询的权力，甚至在人代会期间也没有在各种审议、讨论的大大小小会议上发言的权利，那么，他们如何才能把这些收集起来的民意转变为人代会的议案、讨论的话题，或者对各类报告提出修改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们怎么来代表市民而发挥作用呢？怎么才能将收集来的"下情""上达"到人代会的成果中呢？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可以设定特别的程序或者规定市民代表有发言的权利，但这显然已经属于"法外开恩"了。何况，既然已经将市民代表定性为旁听会议，旁听而直接参与到会议之中，甚至还想主导会议，那就已经是一种逾越，就需要重新考量是否需要这种特别的设置了。        另一方面，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既然市民代表被赋予了收集与反映市民心声的职责，那么他们有没有反映，怎样反映的，是否达到了成效等等，又怎么来予以相应的监督呢？        第三，就所谓的制度创新来看，反映了政府工作中现在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即，当某种制度在运行和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往往不是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类问题，对制度进行改革或者完善，使制度的运行回归到制度设置的目的，达到制度本身的效能，而是避重就轻地在制度外另搞一些举措来弥补制度本身能做到的事，而制度本身的改造则被悬置着。这既是一种浪费，更是一种对既有制度的僭越，最终就有可能由于这种制度的作用消失殆尽而使其走向消亡。这就好比，原有的工作是有人做的，但由于他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那么究竟是应该换个能做的或者能够做好的人，还是仍然将他供奉在那个位置，职责也仍然归他，却另去找个能做的或者能做好的人来做事？        就市民代表被赋予的职责和期望达到的作用来看，这些原本就应该是人民代表的职责，而且在法律制度上已经很完善地为这种职责的履行提供了正式的途径。如果说，现在这样的作用没有很好地予以发挥，那么首先就应该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纠正，予以完善。比如，现在针对市民代表所做的那些工作，如公布代表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就应该首先运用到人民代表的身上。如果是因为人民代表个人不履职的，就需要有制度性的规范和监督去保证代表的履职，甚至从人民代表的选举制度上进行改革，使人民代表真正能够代表民意。如果真能这样了，是否还需要由另外的代表来反映民意呢？        而在所有的"制度创新"过程中，都需要很好地考量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新，是原有制度本身有问题还是制度没有被很好贯彻执行才出现问题，是原有的制度无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原有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只有在原有制度无法解决已经出现的想要解决的问题时，才有需要创制新的制度。同时也需要考虑，新创制的制度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可能的成效如何，以及其与现有相关制度的关系究竟如何，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又没有相应的体制来予以保障其效能真正的发挥，否则，不仅对原有制度会带来冲击，而且也会使新创设的制度的持续效应带来重大损害，甚至会引起对创制新制度的体系的质疑。                                                       （本文为《瞭望周刊》2010年第6期而作） 城市批判 2010-02-07T21:50:48Z sunshiwen 凡是媒体，都有教育功能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89571 　　一说媒体的教育功能，总是能招来许多人的反对，不论是电视、电影，还是报纸、刊物，或者电子媒体。甚至提出不要教育功能，只要娱乐和消遣等等，而一些机构则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志业。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产生于误解呢，还是有意的混淆，或者仅仅是表象上的所谓去崇高化。 　　我并不想突出媒体的教育功能，而是想说，这种教育的功能实际上一直很强大地存在着，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娱乐、消遣的内容，并不会因为形式上的改变而消解了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被娱乐、消遣之类的幌子所遮蔽，那么我们既在被教育着，而且也无法认知到自己正在被潜移默化地被改变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接触者媒体，就有可能正在被教育着，只是不自知而已。　　实际上，媒体的任何内容、其呈现的方式等等都有教育的功能，教育着人们怎么去看待世界，怎么去评价世界。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足球转播，解说员的评论再配合着所给出的场景、精彩回放、慢镜头等等，实际上就告诉着人们足球应该怎么看，什么是重要的，应该看什么，怎么来评价这场球的好坏。于是等到你自己去看球的时候，就会循着这样习得的方式去看了。于是就会有人说现场没有电视转播好看之类的（我还真听过不少人这么说的）。这就使我想起，若干年前在英国，当一位学者说起，现在看足球的方式全给电视转播给败坏的时候，当时我还真的是一愣呢。　　至于像电视剧啊、风光片啊之类的，也是同样，不仅看到的是场景、画面、故事，不仅跟着别人给你的方式学会了看世界的视角，更看到了它所教给你的其中事物间的逻辑。其实故事就是在这逻辑下被串联整合起来的。于是就觉得生活的现实中也应当是这么去看的，现实中的事物间的逻辑也是这样或应该是这样的，如果现实中不是这样的，那就是现实出了问题了等等。　　当然，一说到教育，就会使人想到那种宣传、那种义正言辞的说教，实际上，这是最为低级的教育，成效也不可能大（灌输实际上还谈不上是教育）。而做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类的，那才是极品，看美国的大片电影，我时不时地会有这种感觉。许多美国大片就是这样把它想要传达的特定的价值观让你照单全收了，还让你喜滋滋地感觉到自己很娱乐了一把。　　教育，原本是不必张扬地说出某些大道理或结论的，而更多是通过看什么、怎么看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连接而润无声地教育着你，甚至改变了你。　　媒体的教育功效实际上很大，但我们却常常自欺欺人地去否定它，甚至还常常被表象所迷惑，而实际上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随感 2009-05-31T08:00:57Z sunshiwen 物业税，到底是个什么税？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88703      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又挑起了一个话题，物业税年年入报告，年年被争执，怎么总是搞得不明不白的呢？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折腾，或者说想要折腾。     中国的许多事情，出发点大致都是不错的，但是总是欠缺了对制度关联性的考虑，于是矛盾就出现了，于是总是被弄成一地鸡毛，甚至演变成祸国殃民。      现在的讨论中，还是没有分清物业税是对什么收税。比如说，是对物业的数量征税呢，还是对物业权进行征税？     之所以说是对物业量收税，就是因为有说，对一套自住的、面积小于多少平方米（具体的有各种说法，说不定以后还会搞成按级别分类吧，就像过去的分房）的就不收税了，但这还叫是物业税吗？难道征的是超量物业税？　　再说，如何衡量一户一套房？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口人有三处房屋（不说跨城市的，估计我们的统计水平还达不到；只说在一个城市中），登记成不同的所有者，是否要收税？如果要收，是否会出现为了避税，就会出现以前许多城市在旧城拆迁中出现的离婚高潮，这不是要扰乱社会稳定吗？　　行了，这也不去说它了，就说对一套以上的或面积超过标准的要收税，那么这不就是财产拥有税了，是一种收入的调节，但是收入调节不是由所得税调节的吗？     再说，既然是对多余的房产才要收税，也就以为这不鼓励房屋出租，因为只有有了多余的房屋才有可能出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政策是要取消出租市场（因为加税后，房租肯定是要涨的，对于国内大多数城市而言现在的租房市场本身并不很热），那么也就是要鼓励大家、或者说鼓励每个人都去买房，否则就没有房子可住了。大家都去买房了，房价是不是又要涨了（不要忘了，房价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物业税的倡导者口口声声说的用物业税来抑制房价是否能够实现？     如果是针对物业权征税，那么首先，这个物业包括了什么？是土地的还是房屋的？还是兼而有之？如果兼而有之，那么就无法说明土地出让金到底是什么了，更不要说七十年后还要再收一次了。所以我相信许多解释，这个税种肯定只是房产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许多支持者征引的国外的固定资产税与房产税是有极大的区别的。就大的说，土地是会增值的，而房产通常是在不断贬值的。如果笼而统之地按房价来测算的话，其实就把这两者混淆了，这种混淆显然忽视了中国特色的土地出让金本身的含义。     这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物业税按什么基价征收？很显然的按规则应当是按照市场价进行（前提是我们默认了物业税包括了土地税在内，而且同意被征收土地增值的内容）。但是，第一，由于中国城市住宅本身的特征即多户集合式的，不说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楼宇之间有很大差异，即使在同一楼宇的同一层面，各套住房由于朝向等等的原因，价格也完全不同，如果只是按照某一地区某一类型的税率标准进行征收，是否公平呢？如果要达到基本的公平，估计税务部门上一年度的还没有测算完，下一年度的又得开始测算了。第二，由于特殊的土地出让制度，每个楼宇的可使用年限也是不同的，随着七十年的期限越来越近，房价也在不断贬值中（至少得把七十年的年均价一点一点扣除吧），这税率又得怎么算呢？　　显然，问题一堆，而且还可以仔细的分析下去的，不烦自己了，但需要想要实行该制度的制度设计者好好地去思量了。　　 城市批判 2009-05-28T23:19:42Z sunshiwen “工业革命”的辨析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83612 　　在西方的社会发展史上，“工业革命”是个常用的划分时代的词语，用以描述18世纪后由英国首先发端的、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通常以此为标志现代社会的开始。　　这个由生产工具的革新所引发的一次社会革命，尽管其看上去首先是由物质领域的发明所开始的，而且不是在短时间内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的，因此，从狭义上理解革命的话，它称不上是一次“革命”，但在其实质意义上确实是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历史成为“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但正由这样的划分也可以告诉我们，这绝非仅仅只是在工业或产业领域的革命，更不只是在技术手段或机械、机器方面的革命。　　而与此相伴随的“工业化”，也就不仅仅只是生产方式、技术手段或者机械、机器等等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到处都在强调的所谓工业化、二次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等等，如果仅仅限于产业之类的发展是否有被这名词本身忽悠，而忘了其最为根本的内容的危险？ 　　据英国学者的考证，是法国人于1820年代首先合成了“工业革命”这个词，用以指代在英国发生的变化，之所以用“革命”来命名，原意指这是于之前发生在法国的政治而非工业的“法国革命”（中文通译为法国大革命）是相对立的，带有明显的瞧不起英国人的成分在内的：瞧，我们是大革命，是政治上的彻底变革，而你们，只能玩些雕虫小技而已。　　真正使“工业革命”这个词流行起来并普及化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他去世后出版的讲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个汤因比是那个我们更为熟悉的写作了十卷本《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叔叔。　　老汤因比尽管使用“工业革命”这个词，但他显然认为机器的创新只是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的变迁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并非仅仅只是机器创新所带来的，而且恰恰相反，机器创新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到扩张，恰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要真正认识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并取得成功，就要从旧的劳动方式已被放弃、原有的权利关系已被破除、新的金融形式已经形成、国家社会管制方式的放松等等方面出发，而这些内容具有极强的不可复制性，所以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英国。　　老汤因比的论述多少带有点与法国人较真的书生意气，而且带有极强的批驳性，尽管其论证有不少是有点牵强的。但至少告诉了我们，不要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工业革命”这个词，其真实的含义已经完全不是这个字面的含义所能包容的了。之后就有很多的研究，围绕着为什么工业革命只可能发生在英国这样的问题，揭示了其中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和机制，在许多史家看来，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变革，后来的工业革命不可能形成。当然，工业革命形成之后的发展又推动了这些方面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工业革命一方面是所有这些变革的集成，另一方面使得这些变革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方向，从而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这个词可以成为划分时代的用语的重要原因。　　对于我们而言，当我们在谋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是否应当透过这个字面上的表象来应对更为深层的变化的要求呢？  读史笔记 2009-05-18T22:00:45Z sunshiwen 重建和复原不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79432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现在已被广泛地宣传，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前几十年中出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发展需要，有意无意地肆意摧毁历史文化遗产，为建设和经济利益让路，或者因为野蛮施工或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知识在维护中采用不当手段而导致的破坏等等，虽然现在还时有发生，但至少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制度约束和社会有意识的抵制，从而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城市和地方都开始采取积极的手段与措施来进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重建”就是在原有建筑或环境已经灭失的情况下，根据原有的映像、图纸或其他资料，重新建起与古建一模一样的建筑（群）。不说那些粗糙的仿古建设，即使是那些做得非常精致，甚至是做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的仿建，它们也仍然不是作为历史文化的遗产所留存下来的，更谈不上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它们只是现代人仿制的假古董。当然，也曾经听到过有的主事者振振有词地说，500年后这也就成了一个古董。确实，过了500之后留存下来的这类物件真的也是个“古董”了，但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古董”呢？既然是对历史古物的仿建，那么这种材料、这种格局、这种工艺、这种风格等都与这种建筑物出现的那个时代以及其实际建造时的时代都格格不入，它们并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当这样的仿建物真的成为了“古董”，它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只能告诉后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缺乏想象、缺乏天才、缺乏创造力的、只能进行模仿古物的荒唐岁月。这还不够荒唐吗：1000年或者2000年后的人只能建造和他们的先人一模一样的建筑物？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如果500年后人们来对此建筑进行考证，他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看着这样一个建筑，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原来500年前的人们建造的建筑物还是同2000年前的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也许在细节上有着大量的退化）。得出这样的判断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种形式的建筑在2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更加精美细致），而用科学的手段完全可以确证这建筑是500年前的时候建设的。难道我们就是希望留下这样的古董，并告诉后人，我们的时代只是在复制我们1500年前的先人，甚至还在复制中不断地退步？而这留存到后代的“古董”可真的是一种非常确凿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　　而更有一种“重建”，就是在确证了的原址上对原有建设的复原性建设，不管建起来的是宅院如南京的江宁织造府，还是宫殿或者是园苑如西安的大唐芙蓉园。这样的建设，甚至比异地的仿古建设，哪怕是无中生有的仿建更为可怕，破坏性更大。因为其不仅具有上述所有仿古建设所存在的荒唐，而且它还破坏了原有场址的历史真实性，抹消了原有场址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而且完全改变了甚至彻底破坏了原有场址所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其建起来的不仅是 “假古董”，而且是对历史文化遗址的破坏。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样的建设只是一种在历史遗址上的新的建设，其实质与所有新的建设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种全新的建造活动，只是采用了仿古的建筑形式而已。而这种形式的复原，不仅不带有任何历史传递的信息，因此无法建立与之前历史的接续，而且还实实在在地摧毁了遗址本身的历史性意义。　　“复原”就是以维修或修复为名，把保存下来的建筑物等历史遗产恢复到其当初刚建起时的状况，也就是回复到其最原初的状态。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激活对历史的记忆，甚至可以坐实了历史曾经有过的一个片断和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这建筑物是完完全全地再生了，其上一世的历史，即由其初生到再生之间的沧桑几百年的这段历史就已经全部被抹除了，抹除到似乎又回到了其初生时的状态。这个从前是我们能够回得去的吗？　　也许它确实可以告诉我们，它当时最初建设时的状况，也就是为什么要建、怎么建起来的以及建起了什么样的形态，但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它究竟是怎么被使用的，以及在这使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而对于这一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意义通常就在其建成后的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风云故事，没有这一类的故事，它也就是空空荡荡的房子，而怎么也称不上是历史文化遗产。但复原到其原初状态，也就意味着，发生在1799年、1851年或者更后来的事件与这幢还处于1777年状态下的建筑能有什么关联吗？那只是它的后史，建筑物还没有到达那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而与这些事件或故事相关联的后史中所留下的痕迹却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了。更何况，当初建设时的意义，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人文的，当其周遭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遗产又重新回到了其原初状态，那么我们还能感受到其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因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难道就是要保护“前史”，而不是保护其“后史”？历史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的历史？　　而现在所有的复原，不仅复原到了原初，而且又确实是做到了如新般的光鲜，如北京的恭王府。也许除了既有的形式和材料的质感还是传统的或者是旧有的，但就整体的性质而言则是全新的，是彻彻底底地回复到了其新建成的状态。这建筑是得到了再生，它转述给人们似是而非的历史感；它已经很显然不再属于历史，更不属于遗产，它既已回到原初也就无所谓是后人所承继到的遗产了；它是再生了，再生的代价就是遮蔽了它曾经的前世，它直接对接上了它的前史。而我们，曾经在其前世的后段与之建立起来的关联，我们在其间走进走出或者它伫立在我们生活周边所见证的历史历程，已经被彻底地消解掉了，它已经回到了200年、500年或者1000年之前，它才刚刚初建成，而我们生活在了21世纪，在这之间则是一片空白，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多也就是一种时空并置，谁对谁都构不成遗产。那么我们保护的又是什么呢？                                 本文的修改稿将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第19期  城市研究城市批判 2009-05-10T21:13:59Z sunshiwen 外白渡桥的大修、再生与历史保护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71797 　　上海外白渡桥的大修以及大修后的复位，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城市事件。　　这次大修事件及其广为传播的前前后后的叙事中，保护历史传承是最为“政治正确”的叙事，但这样的修复真的就是“历史保护”吗？它真的承续着历史吗？ 　　前些日子，上海外滩横跨苏州河口具有百年历史的外白渡桥经过大修后的复位通车，在各类媒体很充分甚至具有煽情性质的报道下，更加地激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每天都有不少的人自发地前往观瞻。其实，从外白渡桥准备移走大修的消息传出开始，这一事件就一直受到各方关注，不仅报刊有不间断的报道和对过往历史的发掘，而且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时不时地提起，在为了大修而移走、大修后的复位等等时间节点上，更是蜂拥而至地前往观看、参与和体验。　　由此可见，外白渡桥的大修已经成为上海的一项城市事件，不仅为市民提供了日常生活中的谈资和活动的小插曲，为平凡、刻板、有规律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调剂，消解掉日常生活中的常规性，也凝聚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唤醒了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从而密切了市民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外白渡桥本身所承载的百年历史以及由此而铺展开来的外滩史和城市史，和外白渡桥与市民生活所关联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意义，更赋予了诠释这一事件的深度。　　外白渡桥的大修，提出了并具体实施了回复到其建造时的状况。从功能上讲，这是完全必要的，它必须保证其使用的安全性，甚至应当具有更强的承载力。但从形象出发的回复到原状，整旧如初，是否就是一再宣称的历史保护的根本呢？我是一直对此存有疑虑。从最终的结果来看，除了它既有的形式和材料质感，已经完全是一座新的桥梁。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外白渡桥确实是得到了再生。这种再生意味着其上一世的历史，即由其初生到再生之间的这段历史就已经全部被抹除了，抹除到似乎又回到了其初生时的状态。但这个从前是我们能够回得去的吗？外白渡桥当初建设时的意义，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人文的，当其周遭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还能感受到其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因吗？对于太多太多的人来说这桥还是移走之前的那座桥吗？毕竟，见过这座桥的原初形象的人不说硕果仅存，那也该是凤毛麟角了。再说了，对于这太多太多的人，难道曾经来来回回走过的那座桥不是真的外白渡桥？现在，这座桥是回到了百年前，那和我们又是什么关系呢？而我们曾经来来回回走过的那座桥又去什么地方了呢？我们与桥的曾经共同的历史就这么被抹去啦？　　而当我在夜幕下走上外白渡桥，更感受到另一重的疑虑，感受到比一般的新建桥梁更加崭新的张扬，妖娆、绚丽的霓虹躲在钢梁背后发出多姿多彩的光彩，不仅消解了历史积淀和材料与形式所固有的沉重感，而且将其打造成了轻佻、漂浮的景观形象。历史已被妆扮成卖笑女，我不知道，这样的景象又与外白渡桥的原初形象有什么样的关联。　　走在桥上，忽然就忆起曾经黑压压、粗壮而拙笨的钢梁在头顶上交叉所留下的光影，在对岸新区的灯光对比下所透出的历史积淀的稳重和诗意。现在却只有轻浮的灯光在与对岸争辉，历史的陈迹已被重新打造，历史不再沉重，而是消解在漂浮在半空的绚烂之中。桥或许还是原先的桥，但它真的还与历史有关吗？媒体上的那么多的百年史的回顾和对重修意义的阐释又与此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这样的疑虑时不时地冲击着我的头脑，外白渡桥只是最新的例子而已。在国内许多城市的保护建筑面前，我都会生发出这样的感受。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不久前在北京恭王府的体验了，既然我们已经都修复到了该府宅最初建设时的状况，而且又是如新般的那么光鲜，那么可说的也许只是和珅当年为什么要建以及怎么建起了这个宏大的府邸，至于其后的使用以及历史演变之类的又与这个已经复原到新宅状态的大院有什么关联呢？那只是它的后史，而这些后史中所留下的痕迹早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了。历史保护难道就是要保护“前史”，而不是保护“后史”？历史到底是什么的历史？　　走在外白渡桥上，不经意间还想到了曾经雄霸着外滩南端的被称为“远东第一弯”的延安路高架外滩的下行匝道，其被拆除，在当时也同样是上海的一件城市事件。“远东第一弯”以其自身的丑陋和对外滩风光的强暴，成就了观赏外滩美景的最佳场址。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早该拆除，甚至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建成。但当其真的拆除了之后，有一次经过那里，尽管由于外滩改建，周边还有工地围拦着，但仍能感觉到一种陌生的空阔，这种空阔已经抹平了对该地区的认识与记忆，使我怀疑我所在的地方是否就是这个地方。尽管在该高架路未建之前我就已经对该地区非常的熟悉，而且在其刚建时感觉到明显的局促和压抑的不适应。　　由此想到，城市建设的决策应当慎重。尽管过一段时间不当的决策可以修正，建成的也可以拆去，尽管经济损失的责任也需要追究，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对城市史的篡改。当不该建的最终还是拆除了，但人们记忆中的场所、环境乃至于空间尺度都已发生变化，其中的不适应必然搅乱着人们的认识。而更为严重的是，也许对于一代人确实是回到了从前，恢复了之前的记忆，但在这之间的那段历史或者记忆是否能够真的消除掉（哪怕是真正的噩梦）？即使能够消除掉，那么这一时间段中会留下多少的空白？而对于新一代人，当他们来到这个城市时这里就已经是这样了，因此也就已经印记在他们对该地区的最初认识之中，这样的拆除首先就是要改变他们对这里的认识，他们无法回到从前——这个从前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他们所认识的那个“从前”却是被拆除了。所以，也就需要在空白处来建立新的认识，那这十多年的历史呢，又如何回忆？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在拆除“远东第一弯”的城市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大多是新上海人和年轻人的原因吧。或许也正是我存有早该如此的想法，尽管也曾经多次冲浪般地来到外滩，但对该事件根本就没有在意，仅仅是知道要拆除而已，直至我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对此事的评论，受到了极大的震惊，才发现这样简陋的设施竟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也才关注到报刊、网络上竟然已有如此之多的怀念之作。　　再回到外白渡桥，经过如此这般的修复，从外观形象上，尤其是在白天的形象上看，它已经复原到了其最初，但从本质上看，尽管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是全新的，但显然也已经不完全是原有的，不再完全是当代人记忆中的了，尤其是从晚上的景观来看。外白渡桥的这样一种再生，确实可以激活历史的记忆，这也是其能够成为城市事件的重要原因。它转述着人们似是而非的历史感；它已经很显然不再属于历史，而是属于现在，甚至是属于未来的了；它是再生了，再生的代价就是遮蔽了前世，它直接对接上了它的前史。而我们，曾经在其前世的后段与之建立起来的关联，也已经随不再恶臭的苏州河水汇入到黄浦江，再悠悠东去，浪淘尽了。  上海研究城市研究 2009-04-26T09:56:55Z sunshiwen 经济适用房的“经济”与“适用”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63731 　　经济适用房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以其收入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的人群。这与房价的高低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无论房价再怎么降、降低到再怎么低的程度，这样的人群始终是存在的。　　正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这样的人群，他们的住房需求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得到满足，因此，这就需要有其他的途径来为这些人群提供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供应，无论是供购买的还是供租用的，都必然是要低于市场价格的。　　但经济适用房应当是符合当代人有尊严生活的要求，并且成本上是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承受的住房，所有有关经济性和适用性的评价都应当是相对于居住者的收入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基本生活要求而进行的，任何超出此范围的讨论实际上都有悖于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初衷和基本精神。 　　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看，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既是对过去十多年来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欠账的偿还，也是缓和当前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的具体对策，是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但我们更应当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看成是社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设施。　　尽管经济适用房主要是供应给社会中的中低收入群体，但我们必须对其中“经济”和“适用”有正确的认识，切忌搞混其所针对的基础，更不应以歧视、鄙视的眼光将其划为住房类型中的另类。　　经济适用房中的“经济”，首先是相对于居住者的收入水平而言的。也就是说，由于经济适用房的保障对象收入相对较低，其收入水平在满足其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之后，难以甚至无法通过市场获得适宜的居住用房，因此，就需要有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条件的并且是其可以承受的适宜住房的供应。就此而言，“经济”的含义，并不仅仅在于所供应的住房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而且是在扣除其基本生活成本之后能够支付得起的，因此，也就有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而制定不同的经济适用房类型的标准的要求。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适用房的"经济"，并不是指住房建设的成本要更为便宜、更为低廉，甚至可以说，这与建设成本的高低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不是说建设成本就不用节约，就不用考虑建设的成本问题，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考虑范畴。任何建设都需要考虑成本效益的关系，但这和经济适用房本身是否具有经济性，或者说从使用者角度所考虑的经济性完全是两回事。　　关注经济适用房的使用是否具有经济性恰恰是经济适用房供应需要考虑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与此相关联，不仅住房的获得对于使用者来说是经济的，而且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必须充分考虑居住者长期使用的成本是否是尽可能地经济。不能因为保障对象入住了经济适用房就导致其生活成本的大幅增加，因为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任何生活成本的增加都将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条件或者生活质量。而且，生活成本的支出是日常性的，比如，就业岗位和居住地的距离增加，就会增加他们的通勤成本，这一成本具有刚性的特征，由此就要削减其他的基本生活开销，甚至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同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机会，比如，新的或者适宜的就业机会受制于通勤距离与成本，或者受制于交通条件等，或者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纳入到对经济适用房的经济性的考量之中。　　经济适用房的“适用”，是相对于居住者的生活要求而言的，从其基本意义上讲，经济适用房应当是能够满足居住者的基本居住生活要求的，是适宜的生活居住活动所需要的。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对较为便宜，或者建设成本相对较为低廉，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适用房就可以缺设施少设备，也不意味着其居住环境或者居住质量是低劣的。经济适用房仍然是住房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划分只具有分配上的意义，而不应该具有与同时代的其他住房在基本配置上的差别。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也同样必须能够满足最基本的有尊严生活的要求。　　经济适用房的适用性，首先就是要满足当代家庭生活的最基本要求，实现住房的基本居住功能要求，不能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削减或者损害到这些要求的满足，尤其不能因为政府或者供应方对分配或者供应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而造成居住者的生活不适宜、不方便。同时，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必须充分考虑居住者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供给符合不同家庭类型的需要。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济适用房绝对不应该是现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的那种城市郊区的小户型住房，单一的面积标准或者单一的住房类型。在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以及制度设计中，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居住者家庭的变化可能以及对流动性的需要，避免因住房条件的固化而带来其生活上的不便以及丧失未来发展的机会。因此，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针对性，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或者在同一地区内都不能简单化地化解为单一类型或统一标准，需要在具体条件下分别地、具体地进行研究和供应。这就要求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必须充分研究当地经济适用房保障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特定要求，真正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居住用房。　　总之，经济适用房应当是符合当代人有尊严生活的要求，并且成本上是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承受的住房，所有有关经济性和适用性的评价都应当是相对于居住者的收入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基本生活要求而进行的，任何超出此范围的讨论实际上都有悖于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初衷和基本精神。                                    （本文为《瞭望》2009年第15期而作）  城市批判 2009-04-11T14:04:35Z sunshiwen 世博会：在城或不在的选择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61305 　　每一次的大事件，都会引发出不同的想法：究竟是加入到狂欢之中并成为狂欢的一个因子，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欣赏他人的表演？究竟是将其看成是一次机会并在其中谋取自己的发展，还是逃离现场以躲避纷扰的尘嚣？……每个人都会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而且都必须作出选择，也许选择的方式原本是可以很多很多的。　　最近看了一本很翔实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传记，看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期间，借居在Kent的海岸边，在书信中向友人诉说着被“逼出”伦敦的缘由，心有戚戚。并深深地感到，这还真有点现实或者说前瞻的意义了。 　　1851年5月开始在海德公园举办的博览会，有10个国家参展，展示了与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生活理念相关联的各种技术产品，是工业社会向世界扩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后来也就成为公认的世界博览会的第一届。那个作为主场馆的水晶宫不仅作为该届博览会的标志而名垂青史，也作为现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被不断地复述，尽管其在博览会之后不久就被火而毁。　　这样一件盛事在当时的伦敦也是极为的轰动，据记载有600多万人参观了该届博览会。在这样的一片热闹中，查尔斯·狄更斯却在会展的大部分时间内将自己的住房出租了出去，躲到了Kent的海岸边，过自己的日子去了。　　他在那里写的一封信，解释了远离热闹的原因：“我发现自己被博览会‘掏尽’（used up）了。我不是说‘那里没有什么东西’——-那里的东西太多了。我去了那里两次，太多的东西难住了我。我有一种视觉上的天然的恐惧，如此多的景象所产生的混乱一点都没有因此而减弱。我不能确定，除了喷泉还有亚马逊（the Amazon）之外还看到了什么。被逼得虚伪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当有人说：‘你看到了吗？'时，我就说‘是'，因为如果我说没有，我知道他就会解释它，而我不能忍受那样的事。……”　　当世博会在其他国家、其他城市举办时，我们可以选择去或不去，也可以选择去了一次之后再去一次或者两次等等，反正都是主动的加入。但当这个博览会放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时，去多少次也许已经不是我们所需要选择的了，或者也由不得我们来选择了。而更多无法选择的压力——无形的、内心的也许就会伴随始终了。我们还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吗？  随感 2009-04-07T14:11:57Z sunshiwen 认识城市：瓦尔特·本雅明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59901 　　说到认识城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现在显然是无法跳过的，尽管在其生前和去世后的数十年中非常的沉寂。直至1980年代才被翻箱倒柜出来，这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功劳，甚至在一些地方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学术明星。　　就城市认识或体验来说，本雅明的最突出贡献无疑就是创造了浪荡子（flaneur）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个形象的最初来自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　　本雅明用"浪荡子"的形象，描述并阐释了对城市的认知，这种认知充满着辩证性的内容。　　在他看来，城市的形象，包括由空间以及构成空间的表皮所建构起来的形象在城市认识中是重要的，但直观的感觉需要与历史和理性的感觉来充实，只有这样才能将这种形象转变为人的体验，正是在此基础上，人对城市的体验才能转换成城市的象征或者隐喻，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认识。但这种象征却是稍纵即逝的，时刻在发生变化的，不可能停滞下来；这种隐喻又是透彻人心的，是能给人以震撼的，并最终成为城市再现的关键。于是，这就纠缠进了短暂性的刺激与再现后的永久之间的对抗，再现后的场景在现实中不再存在，是一个过去的瞬间，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不存在才使其具有震撼力和审美性。　　在他看来，对城市的认识也许不在于对巨大的体量或展示着让人注目的地方的认识，更多是来自于人们通常不关注的微小的事物，是一些设计者藏藏捏捏的边缘或者角落。而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角落可能就是城市阐释中的一个线索，并解救出不得不而为之的一些历史空隙，或许这些空隙才当得起研究者的重任，因此，最微小的变化才孕育了认识人及其方式的改变。　　在他看来，大厦的建成也许是不值得关注的，尽管设计者、建造者期望其能传承文化并使文明得以不朽，或者也确实其成就了这样的职责，但大厦尤其是被认为承受着文化传承和文明之不朽的责任的大厦的塌毁，才是最为可观的，至少这应验了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最为恒久的价值——瞬间性。　　本雅明的著作在在告诉我们，城市是可理解的，并且指引着读者去理解的方向和方法，同时又告诉读者，这样的理解终究是有局限的，是需要保持一种惧怕、担忧的状态去观察和理解城市。要想认识城市，就需要有一种游离于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群的姿态去接近城市，去体验和再现城市，这或许就是需要救赎的本雅明的核心了。　　于是，在本雅明对城市的描述中，读者总能在感受到他津津乐道的、似曾相识的熟悉场景中的陌生感。这或许是他这些年来之所以被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吧。  城市研究 2009-04-04T09:43:47Z sunshiwen 制定政策应当理直气壮地应对阶层分化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54212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有非常明确的阶层划分，不仅需要在政策过程中对不同阶层的存在有充分的认识，还需要在政策内容中针对不同阶层制定明确的具体措施，而且还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实际状况对政策后果进行必要的评估，由此来避免阶层的现实存在终将使所有的政策失去可靠的对象，从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策问题。 　　也许是过去我们过度强调了阶级之间的差异、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放弃这一类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就不再关注甚至有意识地漠视社会阶层的存在；也许是出于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以及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平均主义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沿用了现代主义者把社会看成是统一的、无差别的整体性宏大叙事，总而言之，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社会认识方面，在社会政策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避谈阶层以及阶层的分化，因此，往往都以单一性的阶层来看待整个社会，甚至有意识地抹平实际存在的阶层差异，从而导致了缺少对社会阶层的充分认知，更缺少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能力、需求等等方面的关注，从而使许多社会政策和社会行动遭致了挫折。　　当然，说到阶层，按照过去的理解，似乎是要给社会划分出不同的等级，且不说划分阶级成份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仅仅是要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三六九等之类的，好像也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在对“平等”、“公正”之类的宏大语词从字面上、从表象上进行理解的情况下。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些辞藻的遮蔽之下，为了追求表面上的所谓人人平等，实际上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更何况，社会阶层本身就已经是事实，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客观现实，而不存在是谁要去给社会在划分阶层的问题。　　从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意味着社会是需要分成不同的层次的，而经济收入层次的差异一旦出现，就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当我们说社会和谐的时候，其含义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同一个社会体内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团结。如果没有阶层的分异，又何来需要和谐的要求？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明确化，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社会阶层的差异化才有可能维持并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说承认阶层的存在和差异化，并不是说就要放任扩大阶层差异，更不是要固化这些阶层，而是说，只有真正认识到这种阶层差异的存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来缩小这种差异，进而维持社会的有序性，保证社会的稳定。阶层的差异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但可以使它们之间的差异缩小，而不是无限扩大。这就是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应当担当起的责任。　　以此来反观这些年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政策恰恰是在不顾及社会阶层客观存在，有时候甚至是故意抹平社会阶层的情况下，以相同的政策手段和措施来推进社会经济的改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改革的受挫或者引发出大量的社会矛盾，比如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等。在这些改革设计和执行过程中，既忽视了不同阶层在这些领域中的需求，也不顾及不同阶层的可承受能力，以所谓的社会平均水平作为衡量的标准，甚至是以社会较高收入群体为参照，从而使得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如果从政策制定一开始就能充分认识到社会阶层，比如，由于明确了存在着低收入群体，存在着中低收入阶层，那么就可以非常明确地针对不同的阶层而制订不同的政策，在对中高收入阶层或者是平均中等收入阶层进行房改、教改、医改等的同时，对中低收入阶层就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改革政策，或者及早地采取其他的应对措施，这也就不会出现采用单一政策来执行这些领域的改革，从而也就避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现在，在许多政策领域已经开始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的问题，但是很显然，我们仍然只是笼而统之地将其称为中低收入群体而缺少必要的细分，从而使政策对象模糊化，进而难以真正达到政策目的。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从几个城市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正在实施的措施来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即其规定的受保障人群根本无法承担起所要支付的费用，而基本上能够承受得起的人群则又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外很远。那么，经济适用房究竟是要保障什么样的人群？其实，经济适用房仅仅只是一种统称，在其内部应当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和等级，所谓的经济适用都是应当针对于一定阶层的经济适用，而不可能是针对所有人的经济适用。这就要求对社会阶层进行更加精细化的划分，同时，也要求各类政策的制定也能够据此而更加的精细化，针对不同的阶层需要有不同的政策内容，这样才能使政策更具有科学性。　　此外，政策的制定也应当更加关注政策的效应，各类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最终总是会影响到具体的各个阶层的，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地评估，这个政策的得益者是谁？谁会受到损害？其他阶层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如何使得益者来补偿受损者？如果无法补偿，那么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能不能这么去做？从最理想的角度来讲，社会政策应当使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得到利益，都能从政策实施中得到好的改进，但这确实是难以全面做到的，但任何的政策都必须保证在某一或某些阶层得到利益的同时不能使其他的阶层受到损害，这是政策的底线。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政策过程尤其需要关注社会的中低阶层，关注他们是否因为政策的实施而扩大与中上阶层的差异，是否有可能危及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有非常明确的阶层划分，不仅需要在政策过程中对不同阶层的存在有充分的认识，还需要在政策内容中针对不同阶层制定明确的具体措施，而且还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实际状况对政策后果进行必要的评估，由此来避免阶层的现实存在终将使所有的政策失去可靠的对象，从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策问题。       　　　　　　　　     （本文为《瞭望》周刊第12期而作， 请勿转载） 随感城市批判 2009-03-22T21:12:02Z sunshiwen 经济学家为啥遭骂？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49905 　　近年来，经济学家的言论时不时地成为舆论批判的对象，无论是在“三农”问题上，还是在房价问题上，或者在耕地保护或者国际粮食市场等等也都是如此。　　他们的观点，就学术的标准来看，其实都并不错，但一放到现实之中无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荒诞性，原因安在？　　很显然，这些经济学家们搞混了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错置了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之间的关系。 　　有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之前的博文中已有提及，尽管是在讨论其他的话题。　　经济学确实有理论问题，必须以理论思维的方式予以研究，否则将一事无成。但那只限于普遍的、抽象的、基础性的原则和原理，脱离了相互的关联因素，或者是从具体的案例中提炼、升华出一些纯粹的关系，是脱离了具体场景的逻辑关系。而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在运用时仍需要还原到现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而不是把它们直接移置到现实之中。　　对于现实运行中的经济的研究，无论是问题研究还是对策研究，绝不可能是可以摆脱了各类历史的、制度的、环境的、人事的关系等等的，问题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对策是将作用于这个过程的，绝非是纯粹的经济要素之间的纯粹关系。纯粹的经济要素在现实中的运行必然地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强化、牵制甚至变形、转换等。经济要素与其他社会历史等要素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分割只能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才可以。　　把中国经济问题当作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以理论思维来研究现实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按照经济学的准则来进行评价，显然都是不错的，但很显然与现实不符。今天出现的“三农”问题、产业结构、环境、社会公正、医改、房改等等问题，其实也正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将其他要素排除后只考虑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在现实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就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来看，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中，不敢或不能抽象化，纠缠于现实中的细节所留下的枝蔓；在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却又光顾着理论模型或执着于某种观念或原理，而不理会现实中的各类关系，因此在哪个方面都找不到北，都达不到想要达到的某种境界或深度。　　“剪不断、理还乱”的，就是现实，就是实践问题；想要“快刀斩乱麻”的，就得回到理论问题之中。  随感 2009-03-14T13:04:56Z sunshiwen 城市影像与城市批评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45741 　　影像只能描述场景，无法解释这个场景，更无法解释产生这种场景的原因。当我们以影像来说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同时被其表象所蒙蔽而遮蔽掉了某些深层的东西了呢？影像中的在场是否就有可能将在时间序列中在前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悬置了起来了呢？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图像来引发一些思考，但这种效用对于一个对此场景及其内在过程并不熟知的人来说，几乎是不起作用的。　　即使是一些普遍性的场景，好像可以用通用性的原因来作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往往就会走向“宏大叙事”，如下面的那个例子所提到的。“宏大叙事”的内容很多是外在的，是与此无关的人所加置进去的，事实是否如此、因果链是否能够联结起来，都是没有确证的。更何况，它们是否能够解说这一类的现象都不好说，又怎么能够被确信为是可以解释此时此地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呢？ 　　即使我们不说要通过影像来挖掘特定城市场景所产生的原因，而仅仅就场景来说，影像是固定化的，而解释却是流动的，而且必然是多元的。　　但既然是城市批判，就必然是需要标准的，没有标准显然是无法进行判断的。但这标准通常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的，很少会有人明确地把它们罗列出来，所以不同的影响在每个人看来或许就各不相同了。　　那么，有没有普适性的标准呢？这就很不好说了，或许有，但对某些人来说是好的东西，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不好的。从多元主义的角度讲，或许就没有什么普适性的标准。那么，这批判的意义又何在呢？　　先举一个例子来说。近些年来，经常看到这样的影像，比如奢侈品前或者豪华场景中的民工，图片上的对比非常强烈，具有极强的视觉上的震撼力。　　那么，这个图像想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根据我所看到的解说，有讲城市中的贫富悬殊，有讲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有对奢侈品或豪华场景的批判，也有强调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或者就直接展开对商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批判，等等。这种种的诠释似乎都能应景，看上去都挺有道理。将这样的图像放置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下，也就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了。　　但这样的并置以及所有这样的诠释又都是怎么产生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再来看一个场景：漂亮、壮观的布加迪·威龙展台前围着一堆的小白领，他们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他们买不起这车，但这个并不妨碍他们站在这车前前后后东看看西看看，或者竟与之合个影。尽管从各自拥有的可支配资产和面前奢侈品的价格之比值来说，小白领之于布加迪要远远悬殊于民工之于高价时装或娱乐场所吧，但我们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前面这种种诠释呢？　　于是我们就很清楚了，把民工和奢侈品或者豪华场所并置在一起，之所以能够达到对比的效果，以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诠释，无论对于影像的制作者还是诠释者，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好的前提：民工根本无法买得起这样的奢侈品、无法享受得起这样的豪华场所，甚至可以说，民工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这是不是就已经有点歧视民工的色彩啦？　　也许，这样一说，就有点刺激神经了，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那我们为什么会对此感到奇怪、感到震惊，并且还会有这么多如此这般的诠释呢？　　同样这样一个影像，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城市本身就应该是多元的，当不同质的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反映的恰好是城市的多元性。我们从理念上、在概念的层面上都先验地支持城市的多元化，但当真的多元起来了，我们又用奇怪的眼光去审视它。　　不就是个（群）民工站在奢侈品前、站在豪华场景中吗？他们以茫然的或者是憧憬、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个奢侈品或豪华场景，又怎么样呢？　　也许，在这样的场景下，更应该发问的是：我们理解民工了吗？他们面对着这样的场景究竟在想什么呢？  城市研究 2009-03-05T22:30:33Z sunshiwen 认识城市：俯瞰与行走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42562 　　俯瞰或行走也就意味着从空中或者从地面看城市，这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仍然是个认识城市的视角问题。　　所有抽象地、理论地、全景式地对城市进行认识，都具有从空中认识城市的特点，比如用数据（统计分析）、用理论模型，或者总体性的描述与评价等等。　　所有具体地、体验地、感受性地对城市进行认识，都具有在地面上认识城市的特点。当然，我们这里只说行走，不同的交通工具由于速度不同，所认识到的城市也就会不同，尽管也都在地面上。 　　从空中俯瞰城市，德都塞（Michel de Certeau）用纽约世贸中心110层上看城市（显然是9·11之前）来说，也有学者论证了Le Corbusier现代城市意象就是在飞机上所看到的城市。由此，现代城市认识和再现的方法有不少是建立在基础上的。　　要从空中俯瞰城市，首先就需要摆脱了城市中方方面面的羁绊和日常生活的缠绕，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主体漂浮在空中，抽离了与城市实体以及他人的具体关系，从而才能客观地看到整体的城市、城市的全景。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只能分辨出房屋、道路、公园、广场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无法知道人们怎么在其中生活，城市的空间是怎么被使用的，这空间的意义只存在于外部的关联之中而不是与使用者发生关系。即使是可以识别的一个一个区段，也只是其反映出来的区段的整体，每个区段内部的矛盾冲突被消解在区段的结构之中，内部的复杂消融在外部的统一性之中。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整体结构串连起城市人的生活轨迹，比如居住、就业、商业区等之间的关联。但这是一个整体的轨迹，也许，与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都不重叠，或者说，这个城市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按照这样一个整体结构所构成的。　　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只有结构没有细节的城市，才能被总体性地认识，才能被概念化、理论化、本质化，否则复杂的细节就会溃散了可能的结构与条理，甚至于一地的鸡毛而无法收拾。　　在地面上看城市，显然只能看到城市的极小部分，即使走遍了城市，也不可能是对整个城市的同时呈现，因此，即使知道了眼前的场景，也仍然不可能知晓哪怕是隔壁一个街角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那里的场景。　　于是，一些部分消失了，一些部分被夸大，一些部分就会被歪曲。而这些部分究竟与这个城市以及城市的其他部分有什么关系，更是无从发掘与把握的。　　尽管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行走过的街道、场景等等记录到地图上，从而也可以建立起覆盖整个城市的“结构”，但这个结构显然是历时性的，是有时间先后的，是时间和空间共同改变条件下才能形成的。以这样的方式，显然连以一个街区为单位的共时性也是无法描绘出来的。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才得以呈现，也许会充斥着城市生活的零碎、多样、复杂与多变，由此而带来的活力才能真正被感受到。另一方面，人的感情与物质的实体间才有了联系，空间才成为了行为的背景，其意义才有可能得以彰显。  城市研究 2009-02-28T10:06:38Z sunshiwen 认识城市：视角或者立场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39906      在认识城市的时候，即使我们能够摆脱上贴所说的“预见”（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纠缠在一起就会说起来非常的复杂，所以这里采用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暂且将其割断），仅仅只来看看认识城市本身。那么，采取什么样的视角，或者以什么样的立场来看，也是大有差别的。      比如，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看到的是景象，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场景。任何的评判都是借助于外在的标准来说好或者说不好的。无论这种表达是如何的具体或者抽象，实际上都与这景象和场景的本身是并无必然联系的，都是由观者或评说者把判断和场景牵连了起来。由于这样的场景脱离于表达者或者叙述者自身的体验（仅仅只是观看的结果），那么也就无所谓感情的成分，即使在表达中倾注了或者在言说中充满了激情或义愤，那也是由外来的通感所带来的，而并非是此时此地本身所生发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表达者和言说者所操纵起来的。     而一个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即使是同一个景象或场景，都可能与其日常生活相关联，是其生活中的一环或一个处所，因此他对此场景的再阐释，也就必然地是这种场景和景象在其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既然是与日常生活有关，又具有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就必然地与其生活中的琐碎脱不了干系，也必然地要带有其个人经过长时间积累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甚至于这样的言说和表达本身就是由个人的情感所决定的。     就此而论，如果把这个场景或景象固定为一个影像，那么，对于观者和其中的参与者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由此就想到本雅明式的或者说波德莱尔式的“浪荡子”。这是现代文学所确立起来的典型的城市观察者，这种典型性就是，他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参与者：他以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街道为家，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无法融入其中的外来者，他既属于其中又不属于其中，所以他体验到的则既是旁观者所看到，又是这场景的实际参与者所体认的。于是，这个典型也就具有了认识论上的意义，从文学艺术上讲，就是既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又疏离或自我放逐于现实社会之外，而这就是以波德莱尔等为发端的现代主义的基础，也是本雅明能够阐释的关键所在。  城市研究 2009-02-23T20:31:43Z sunshiwen 认识城市：“预见”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38553 　　这里所说的“预见”，并不是指对将来的预见能力，而是说在我们认识一些事情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对这事情的预先见解，这些“预见”来自于他人或者他处。　　我这里以城市认识来予以说明，但实际上，也许并不限于这一方面。  　　对城市的认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并非是在对城市的体验中产生的。试想一下，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在自己的头脑中也或多或少都有点缤纷的“图像”，不论是城市的景点甚至其样式，那里的气候、环境、交通，还有饮食或者小吃的味道，或者那里的人的特点，甚至他们的行事方式等等。这些“图像”显然是在你进入这个城市之前就已经被置入的，它们虽然是虚幻的（相对于真实体验后留下的）或者是局部的、拼贴的，是真是假也无法分辨（要分辨清楚也许得等到你去真实得体验之后，但有些或许是永远也无法分辨清楚其真伪的），但却有可能决定了我们之后对这个城市的认识。　　即使是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中，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又有多少是建立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的呢？如果需要我们回答“这个城市怎样？”这样的问题时，我们的答案中有多少是经过我们亲身体验而得到的，又有多少是仅仅来自于这个预先构建好的“图像”的呢？当然很显然，这两者是难以真正区分开来的。在我们头脑中预先构建的这些个“图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即使我们亲身去体验这个城市，也会受到这个图像对我们的规定。就“图像”和体验的关系而论，无非就是这样三种情况：1、  在这种图像的规约下去验证这些图像的真实性；2、  去发现这种图像的反面或者说去否证这些图像；3、  去发掘、增加这种图像所没有包容在内的内容。　　但很显然，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我们对城市的认识都受到了这种既有的图像的牵制，无论是顺从的还是反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体验与认识还是我们自己的吗？　　我们有关于城市的表达自然也就无法脱离这一类“图像”，而他人对你的表达的评判也都是以其自有的“图像”为依据所做出的，尽管这种“图像”是另一种所谓被大家共同接受了的类型了。于是，这不同“图像”之间就会展开相互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否就是真正的城市的现实呢？  城市研究 2009-02-20T19:19:02Z sunshiwen 民主，是个实践问题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34346      实践，肯定是跟做事以及做事的行为有关，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言说和讨论，而是说讨论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之间是有区别的。     理论问题，讲究的是揭示本质，是一个要素与其他要素间纯粹的必然关系，因此总是有关于概念的、理想状态的、普遍性的。在自然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经典力学了，因此总能见到“真空条件”、“无摩擦力”、“完全弹性碰撞”之类的条件；在社会领域中，最为典型的则是各种“乌托邦”，因为这是建立在最完美人性、最理想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架构。     实践问题，讲究的是在特定环境下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的内容，因此总是有关于具体的、过程性的内容。就学科而言，最典型的就是工科，哪怕是设计一个小型的机器，即使其中运用的主要是力学原理，那也得考虑摩擦、考虑空气阻力等等，是多种多样的力的综合，有时候还得利用摩擦之类以及不同的材料特性等。当然有时候还会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在原子弹爆炸后说的那样。     民主，显然是个社会实践问题，是个跟具体地点、具体环境相关联的问题，其之间的关系也根本没法纯粹化，也没有必然性。      把民主当作一个理论问题就需要揭示其本质，探究其最终的表现形式，但实际上，即使经过了数百年的讨论和阐述，在全世界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能揭示出一个被公认的民主的本质和这样的状态。尽管在当代社会中，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会说不需要民主，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但不同的人所讲的这个“民主”其含义是各不相同的。宏大叙事遮掩了没有言说的内在差异，最后只能成为聋子与聋子的对话。与其如此，还不如把民主这个大词拆解开来，其实说白了，就是来讨论到底有哪些权利，然后在各个方面确立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大体的方向，至于最终会怎样，那就由实践来决定吧。也就是说，更值得探讨的实际上是在哪些方面去谋求更多的权利，以及如何运作这样的权利等等。     把民主当作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好像可以深化对其的认识，但难以达成达成一个共同的结果，因为各种价值观都已经成为其内含的因素。而在理论层面讨论民主的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建立起一系列的“乌托邦”。这样的终极状态只能存在于思想的层面，或者说只能是一种思想实验，这是由各种类型的乌托邦所证明了的。之所以说是乌托邦，是因为，即使对民主的理论讨论能够有结果，那么在这基础上，有可能付诸于现实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寄托于“救世主”。前者先不论（后面有涉及），即使对于后者，我们可以把理想状态分成几个阶段来实施（先不论是否真的能把各阶段的制度都设计完善，哈耶克之类的人是坚决不相信的），也可以先搞试点或者特区，但这都会带来一个悖论：一方面是倡导民主，或者说是要去争取民主，另一方面则还是希望有权有能力者恩赐给我们民主，暂且不论“他”是否愿意这么做，也不论“他”可以这么给你，难道就不能那么地从你手中再把它夺去？仅仅从制度设计的思路上讲，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对制度的改造或者颠覆，还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仍然还是寄希望于有人能来为民做主。     既然说民主是实践问题，那么有两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考虑进去的。首先实践问题必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探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献中讨论民主问题总是分国别的，或者就是讨论某一国的（这就不用特别地指出是哪一国的，尤其突出的是美国人的做法）。就此而论，我们现在讲的所谓“西方民主”之类，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子虚乌有的，不存在这样一个统称的民主的，各个国家实际上都不一样：如果用美国的标准去衡量英国，就会说中央政府怎么可以有那么多的权力，绝对是“政治不正确”；但英国人拿法国的状况来一对比，又自叹弗如了。而在“三权”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美国的总统老是受制于国会，英国的首相还受到点，而在法国就不太能看到有这么多的制约了。而说到美国的事情就有点复杂了，因为各个州是有主权的（别忘了美国的州就是State，连网站的域名，美国没有国家域名的，只有各个州的，而其他国家都是有的），联邦机构是由州授权才建立起来的，因此是由州赋权给联邦的。因此英国政府可以撤了下一级政府（比如撒切尔时期撤掉伦敦政府），在美国根本是没法想象的。如果再看一下各国内部的其他运作就会有更深的体会了。而在美国，在社会治理上各个州之间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说到宪法再扯开一句，美国的联邦宪法实际上是对联邦机构的约束，是各州让渡权力时套在联邦机构头上的紧箍咒，与欧洲各国的宪法的意义不完全相同。     其次，实践问题必然是对过程问题的探讨。其实只要看一下西文中讨论各国的民主也从来不是在抽象的框架中进行的，都是在具体制度环境下，因为什么事或通过什么事件，什么人在其中做了些什么事发挥了什么作用，不同群体的人在其中怎样的拉锯，然后怎么的就使既有的制度发生了改变，从而获得了某个方面更加多的民主权利等等。前面讲到革命，其实无论是英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其实都没有建立起所谓的民主框架，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民主，恰恰是在这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通过种种社会运动所逐渐得来的（前些年看过一本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书，指出越是激进的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实际上往往革命得越不彻底），这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及其之所以反对制定一个抽象的框架后予以推行的理由。在哈耶克看来，任何制定了制度框架再予以推行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走上了奴役之路（也许，讨论民主、自由之类的话题，哈耶克和波普尔仍然是跳不过去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实践问题的言说和讨论，目的都是为了推进实践活动。而真正能够得以实现的改进，往往都是在一定的既有框架下，通过一些事件逐步地去改进既有的制度框架。而改进的方式往往都是从揭示一些事件中纰漏开始，通过社会实践的机制在不断地相互协调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前行的。     实践问题，来自实践，最终还得回到实践之中。  随感 2009-02-13T20:56:22Z sunshiwen 城市因什么而有吸引力？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32888      城市要有吸引力，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有内容可以吸引他人，其次就是要有比别的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后者肯定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前者涉及的是内涵的、本质的方面，后者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后者对前者也具有引导性，而且只有在比较之中才能发现自己这个城市的长处与短处，才能真正找到具有吸引力的内容。     当我们说到城市吸引力的时候，当然是指城市对外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考虑城市发展时就可以不考虑为城市居民的服务，相反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当前需要特别重视的，这里暂且放下不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相互关联的，否则城市的吸引力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城市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过程，由此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从而推动城市实力的不断提升。城市实力的提升与影响范围的扩大，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吸引力，尽管其流动的方向从表象上看是相反的，但其影响力的扩展本身就表明了其对外部环境的吸引力在扩大。     那么，城市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亚里士多德曾经给出了最为综合的答案：城市“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7）。也就是说，城市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就在于城市可以使生活更加的美好。这是一个很高层次上的概括，但也正由于此，这句话只能给我们一个概略性的方向，并不能指导我们的具体行为。因为要有所行动就必须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但"生活"一词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内容，"美好"一词则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标准的，这就需要对这样的陈述进行必要的解构，否则我们就只能喊喊口号了。     城市要有吸引力，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有内容可以吸引他人，其次就是要有比别的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后者肯定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前者涉及的是内涵的、本质的方面，后者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后者对前者也具有引导性，而且只有在比较之中才能发现自己这个城市的长处与短处，才能真正找到具有吸引力的内容。     当我们说到城市吸引力的时候，当然是指城市对外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考虑城市发展时就可以不考虑为城市居民的服务，相反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当前需要特别重视的，这里暂且放下不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相互关联的，否则城市的吸引力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城市的吸引力，吸引的无非是投资、游客和居住者。尽管实际上的被吸引对象可能有很多的方面，但就总体而言，这三者应该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典型的。因此，就培植城市吸引力而言，能够吸引这三者是最具根本性。这三者从表象上看是各自独立的，就吸引力而言也是各有各的重点：吸引投资就是吸引资本，要考虑的是资本逻辑；吸引游客就是要有旅游目的地，要考虑的是满足旅游者的活动需求；吸引居住者就是吸引移民，要考虑的是安居乐业的可能。但这三者之间业存在着相互交织的、甚至相辅相成的关系。     城市的吸引力集中在吸引投资、游客和居住者，这样的分类仍然是很笼统，在具体分析时需要作进一步的细分和深入。这里仅以吸引投资的某些方面为例来予以说明一些具体的内容，其他的方面都可以作相类似的考虑。     城市要吸引外来投资，就需要考虑吸引什么样的产业类型，这是需要针对本城市和区域条件来进行分析的，这种分析至少需要告诉投资者来这里投资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城市而不是其他的城市。同时也要充分地考虑用什么样的内容来吸引想要吸引的对象，这应该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都只有"做大"、"做强"的梦想，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甚至在什么方面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这样的战略目标却是缺少思量的。     许多城市一说到要吸引投资，往往就是宣传低地价、劳动力便宜或者交通条件等。尽管这是所有投资都必须考虑的内容，但并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从另一方面讲，这样的手段只能吸引初级产业、低端产业，因为地价、劳动力成本甚至运输成本在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中占据着相当的比重，但是这样的因素对中高端产业而言就不起主导作用，因为这些成本在其总成本中比重极低。我们现在许多城市都宣称要发展高端产业、高新产业等，而采用这样的方法显然是手段错置了。否则，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城市地价高、房价贵、劳动力成本高，但有些产业仍然在向它们集聚，当然这里还有投资决策并不完全是根据成本来决定的，还与产出的预期效益有关。     与此相类似的，即使是对于一些制造业项目的投资，我们许多城市还津津乐道于降低投资初期的建设成本，而对降低运营成本缺乏必要的重视。实际上，运营成本是长期的影响因素，会影响到投资项目的持久发展。当然，劳动力成本与运营成本有关联，但运营成本甚至都不仅仅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成本，还有其他很多的内容，其中通常会涉及到我们常说的"软环境"。最近在苏北一城市碰到一位台湾商人，原先在昆山开厂，因为江苏省要促进苏北发展，在昆山市政府动员下他把工厂搬到了苏北，当然也享受到了许多的优惠。整个搬迁过程并没有产生太多的成本，现在这个工厂生产过程的成本也略有下降，但他还是希望把工厂搬回去，并表示可以把所有得到的优惠全部退还给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其中涉及到政府管理、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当然也涉及到企业管理者的生活条件等等。当然他也说他不会这么直接地去做这件事，但也表示以后不会在现在这个城市中进行扩大再生产了。一个城市可以运用降低初期成本的手段吸引一些投资，但能否持续地发展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还有赖于其对可能导致长期运营成本上升的因素的管理。     每一种类型的产业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他暂且不说，适宜的劳动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一些中高端产业的投资决策中。当然，为了发展某一类产业，城市可以采取手段吸引某一类其需要的劳动力，这就需要为这一人群提供适应他们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条件，这也绝非是提供一套他们能够住下来的住房这么简单。吸引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和吸引IT专才，吸引金融从业者和吸引创意人才等等，可能要求都完全不一样。不同产业类型的人群有不同的要求，而且同一产业内的不同层级的就业者，或者同一产业内的同一层级的就业者等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如果不能使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居乐业，那么这个城市对他们就不具有吸引力。而且，除了要考虑特定产业的直接从业者，还要考虑他们的家庭成员的需要。由于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是打上了文化的烙印的，因此如何满足城市所想要吸引进来的人群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就成为打造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方面。尽管入乡要随俗，但当这个城市需要迁入者改变大部分的生活方式时，这个城市就只具有排斥力了，而且对高层次人才这种排斥力就越大。因此，多元文化（生活方式）的城市总是充满着吸引力，因为不同的人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与自己相适宜的生活方式和交往人群，这样他们就生活自如，从而更容易真正地安居乐业。而在只有比较单一的文化环境的城市中，那就必然要求全面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城市对他们来说就会有许多的不方便、不适宜，从而就会使城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正由于城市具有多元性，其对外的输出能力和能级可扩散的范围也就越大，这又支持了整个城市实力的进一步扩展，从而使其发展得更快。　　　　　　　　（本文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5-6期，此为原稿）  城市研究 2009-02-11T00:07:54Z sunshiwen 牛啊，牛！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27482      牛年了，餐桌上也会时不时地会说起牛来。当然，在中国的语词中，牛也就是黄牛、水牛之类的，最多扩大到乳牛或牦牛。     黄牛和水牛，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早就司空见惯了的，毕竟牛曾经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帮手。所以，也就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牛是什么呀？     但是很不幸地，前几日就是在餐桌上，一个不算太小的小孩提出了这个问题，却一下就唬住了众人，在回过神来之后的一阵嘻哈之后，最终还是被难住了。      牛是什么呀？     小孩这一问，大家的反应首先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小孩说，从来没看见过牛。     在好一阵比划之后，大家觉得最贴切的答案还是：牛是一种动物。大家一致同意，没有异议。但到底长怎么样，比划来比划去，小孩还是没有明白。     于是有人说，下一次带你去看。小孩一高兴就说起了动物园怎样怎样的，并且谋划了具体的日期。     我忽然想到，动物园里没有我们说的水牛、黄牛之类的。经这么一提示，一群曾经带着小孩出没过多次动物园的大人们忽然也都明白过来了。小孩一努嘴：啥？动物园里没有？哪是啥动物啊？     小孩的问题最不好回答了：“那叫啥、啥、啥，哈哈、哈哈......”     最终也没有答案。毕竟不是考试，也就不了了之了。吃过牛排了，觉得好吃，用着牛皮的玩艺，觉得好用，也就不必在意牛到底长得怎样了，对不？瞧，我们都是这么教育小孩的哈。     想想也是啊，牛，曾经是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帮手，至少在农机尚未普及时是如此。那时，农人可说是与之朝夕相伴了，而且还是活生生的生产力啊。现在好像是不太容易看到了。     对于现在生在城市里、长在城市里的小孩，甚至不少的青年人，喝牛奶、吃牛肉、穿牛皮鞋、拎牛皮包等等，能见到活生生的牛的机会还真不多，他们看到的最多也就是电视里的（好像现在也很少了吧）、画册照片集里的，还有就是各形各状的雕塑了。对于他们来说，艺术的、美学的经验代替了真实的经验了。于是，当我们说起牛的辛劳、忍辱负重、“孺子牛”等等时，他们还能明白吗？至于烟雨朦胧下，牛背上的牧童短笛那般的诗情画意和田园风光，他们还能想象吗？     现实中的牛好像已经远离人们而去了，现在还能激起人们热情的大概就是斗牛了，要不还有狂奔的野牛，当然这些主要还不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印度的神牛也不在此列，那可是神圣的事。要不，留在人们口上的，或许只有“牛市”和吹牛皮之类的了。     我们生活中的牛，曾经是人类的好帮手，甚至是生命中的依靠，至今仍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的来源，但我们却有可能真的是遗忘了它们。动物园容不下它们，是嫌弃它们不珍贵、不具观赏性？看看同属牛类的羚羊之类倒是不少的；还是把它们仅仅看作生产工具，因此排除在被观赏的范畴？当然，人们也不会把牛当宠物饲养起来。这一说倒还真是，牛算是什么呢？     ——人啊，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啦？  随感 2009-02-02T21:09:33Z sunshiwen 由过年想到仪式及文化仪式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27371      春节前因有"突发事件"而一下子就忙得天昏地暗，没有心情来打理这个园地；之后就强制性地给自己放假，远离常态，呵呵，也就远离了网络。这就非常对不起各位博友，你们的光临、问好甚至拜年都没有及时回应。终于"破五"了，据说是该回复到年前的光景了，趁着还算是在"年"里，赶紧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圆圆满满的！     每逢过年或者其他的传统节日，都有关于年味或节日气氛的讨论；怎样才算过年（节），或者过年（节）做些什么，时常是在考验人的。与此问题相关联，或者竟上升到"文化"的话题，过年、传统节日等等乃至于各种各类的"文化"，当我们现在想着要去复兴、要去发掘其意义的时候，忽然就发现它们终究是被渐渐的淡忘了，有些更烟消云散了。     这种事情的发生也许是有多种原因的，但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特定的内容缺乏适宜的形式，或者说是仪式，想来也是很关键的。既然我们只注重其功用而不关注其形式，消失于无形之中也就是其原本之意了。      任何文化或文化中的任何传统的传播、传递乃至于传承，都需要有一定的实体或者形式（仪式），前者我们称之为物质，后者被称为非物质。在非物质的范畴中，仪式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原初含义似乎是与"观"有关的，而可观性的也就是形式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仪式是文化的表征，也是文化的载体，甚至可以说，文化因仪式而得到彰显、提升和传播。从世界各国看，我们所说的文化传承其实都是基于其形式的流传而作出的判断。在国内也一样，真正能被保护的非物质遗产其实也都是些具有特定形式的。在此意义上，文化的精神内核正是由相应的仪式所铸造起来的。     中国人历来讲究实用，对仪式看得很淡，曾经的仪式被当成繁文缛节而被逐渐的消除。缺乏形式感或者仪式感，恰好是中国许多文化内容的特征。这也成为我国很多文化内容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     我们好像更在乎实质性的内容（或者叫精神内核），喜欢说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习惯于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文而化之的"文"，却还是来自于"鸟兽之文"（《易》）的"文"。只讲功用，没有仪式，既不成其为文化，更无以养育文化。当现象不存在了，我们又何以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呢？因为这本质既然是无形的，即使停留在我们的肩膀之上，我们也根本无法察知，最终只能是擦肩而过。     也许，仪式感并不能成为我们对某一文化事项进行判断的要素，但没有了仪式，也许剩下的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传统节日留下的只是与吃有关的活动，而其中的仪式也早已破除得差不多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吃已不再成为平时的问题，而大吃大喝又将危及到身体的健康，那之后我们还怎么过节呢？现在的春节之所以还有点气氛，或许应该归功于团圆（所以有专家说，保卫大家庭才能保卫春节）、鞭炮焰火（所以很多城市禁燃之后不得不又开放）、压岁钱、贴春联等，这些都是过节的缘由吗？显然不是，也都是形式或者仪式而已。但只有有了形式的东西，这年过得才有点像是过年。     仪式，从表象上看只是某个实质性内容的外显，是一个附加性的东西。但精神的内容或者实质性的内容都需要有个表现形式，精神性的内容更多在于领悟，在于体验，有时候是难以言传，难以直接的传授。即使是语言可以传达的，往往也只是流于口，无关于身体力行，也就无法衡量是否铭记于心，这就难保不被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或被置于脑后了。即使有的人也能够对此琅琅上口，但谁又能保证这不是心口分离、言行分离呢？     从文化的传承而言，仪式的学习与演练恰是其最为基本的内容，也是其最为基本的保障。文化显然都是与体验有关的，透过一定程式的仪式的操练，体验到其中的内在机理，使体验者聚精于特定的举止与序列，会神于其内在的蕴涵，从而在不断操演的过程中体会和把握其精神内核。     仪式或形式当然还不只是关乎文化的传承之类的大话题，其实有许多还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比如之前讨论过的绅士风度，比如生日吃长寿面或者蛋糕，比如晚辈对于长辈的礼仪，比如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典礼与毕业典礼，比如给夫人送枝花，比如......。所有的一切精神内涵，都是在表达中体现出来的，有的更是在表达中逐渐养成的。有专家说，养成这样的习惯，出门前、回家后，和老公或者老婆拥抱一下、给个吻，也许你的家庭气氛就完全不一样。  随感 2009-01-31T21:05:48Z sunshiwen 制定周密的计划，还是做点具体的小事？ http://sunshiwen.blshe.com/post/7776/316290      前不久读完一本名为《白人的负担》的书，讲的是发达国家援助欠发达国家，希望以此消除贫困和饥饿，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投入了数千万美元，计划做了一轮又一轮，但收效甚微，贫穷并未被遏制，而更有不断加剧的趋势。美好的愿望为何付诸了东流？       我并不研究发展经济学，更无涉国际援助之类的话题，我的阅读完全是基于自己的问题和兴趣，但如果将书中的一些观点运用到我国的扶贫政策、地区发展（尤其是中西部、东北等地区的开发以及相关的城市发展）、解决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民工问题甚至现在大家关注的4万亿特别救助款项的分配等方面，运用到对新一轮的社会经济改革的诉求上，也许同样是可以有许多启迪的。这些启迪可以从最为根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来改进我们对未来发展的认识和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在克服对制定宏大目标和完善计划的盲目崇拜上。     通过订立宏大目标，使所花的钱看起来能够成就其大事业，从根本上改变受援国，从此可以走上不断繁荣富强之路，这当然很好。而且还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援助，或者至少使得援助的国家或机构能够踌躇满志，更乐于作出这样的奉献。     我们也丝毫不用怀疑援助者的善意和援助机构的热情，他们的期望和所作所为确实是为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但失败又是缘何而形成的呢？作者凭借着长年的研究和在世界银行十六年的工作经历，用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来说明确定宏大目标和完善计划的方式来施行援助是导致失败的关键。     作者深刻地揭示了所有的援助都是开始于制定一整套的援助计划，指望通过援助从根本上改变贫穷社会，于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当地是否具有适应性），改造国家政府，发展整个经济，甚至提出可持续发展等。正是由于关注于宏大的目标，关注于计划的完善性，由此造成了援助从一开始就脱离细小干预和直接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把所有的援助都肢解掉了。由此作者得出了“制定宏大的目标只会把事情办得更糟糕”、计划无法带来繁荣、乌托邦式理想的计划“都无法改变其他国家——至少不会使它们更好”这样的结论。     作者的思路和本书的理论基础并不新颖，实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渐进论者就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了。但他从国际援助这个非常具体的领域出发具有更强的震撼力，毕竟这是已经花费了数万亿美元的事业，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确确实实地在运作着的。作者同样用许多的事例来说明从小事、从具体的与生活相关的实事出发以及基于本土力量的发展等方面的成功事例，尽管都是非常的细微，但是却确实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按此逻辑推理，也许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这与Lindbloom等人就相去不远了。     当然，作者也提到，所有的援助计划都已经关注并强调了自下而上的发展，但制订计划的本身以及贯彻其中的思想（尽管都是没有表述的）却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并且必然将大量的权力和责任赋予给上层，否则就无法建构起这样的体系。剔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体系中所存在的悖论不谈，仅仅只是想依赖于计划的推进来实现自下而上显然也是困难的，而且，从根本上讲，底层的参与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是任何计划所无法预计和控制的。     书中引述的达·芬奇的一句话，也许可以对这本书的观点做个总结：“既然你无法去做你想做的，那么就想着去做（去想）你能做的事吧”。  读书 2009-01-05T00:11:54Z sunshi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