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思

　　说到大学问题，经常会被讨论的话题也就这么几个：一是相关于学生的，比如扩招，比如学生的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一个是围绕着教师的，比如师德，比如不务正业，甚或所谓的大学精神等；再一个就是大学的教育体制。

　 　后者关注的多为教育研究的专家，而且如此宏大而综合的话题也只有留待慢慢的研究了，当然，体制内的人也会比较的关注此话题，体制内的人是被规制的对象， 他们当然更加的身受体验，意见也就更多了。社会可能更关注前两者，因为这是现象，当然也会时不时地牵扯到体制问题。确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体制问 题，但在这样的界定下，也就放弃了就事论事改进的可能，只能等待整体性的体制的全面改变。从现象看到体制的问题，不一定就是认识的深刻，尤其是泛泛而论的 时候，有时只是一种思想偷懒的表现。但无论如何，改革仍需要从现象入手，整体性的体制的改变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第一，究竟能有什 么人对这个体制有彻底全面的了解？第二，新建立起来的体制你怎么就知道没有问题呢？第三，整体性的体制改变，是需要革命性的破旧立新的，这样的“休克疗 法”谁又能承担得起？或许这就只能等待“革命”了，或者竟挑起“革命”来。

　　所有对现实问题的评论都是以一定的参照物为基础的，这个参照物可以是存在过的也可以是想象的（理念的）。那么在说到当今大学的种种不堪的时候，大家所参照的是什么呢？其实不用我多说，只要关注过或者看过相关讨论文章的人都知道，无非就是以“老北大”为代表的老大学、国外的大学以及一些理论家所阐释的“大学精神”。确实，我对此也很以为然，并心有憧憬。但就此来论当今的大学，是否就是恰当的呢？

　　 我的总的看法是，这样的讨论是不恰当的，而且几乎就是无的放矢。说无的放矢倒并不是说现在的大学就不存在这些问题，而是说这些讨论对当今大学教育的作用、定位已发生的变化缺少认识，因此，怀旧可以，畅想可以，但以此作为榜样或者努力的方向，并无益于大学的改进。

　　那么大学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这倒并不是针对扩招后的大学而言的，而且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教育的普遍性趋势。

　　我们能回到“精英”教育去吗？当然在有“精英”意识的人士中肯定是愿意的，而且校园中的大多数教授肯定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但现实肯定是不允许的。且不说这将大规模地缩减可以上大学的莘莘学子的数量，从而使社会的分层更加的明显，单是用全社会的资源来保证大学的“精英”的地位，我想也是现在的社会所接受不了的。不信？不说其他的，你只要想想当年大学教 授的工资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比例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多倍甚至更多（有很多的文献可以去查找），你扪心自问现在的你能接受吗？你周边的人都会答应吗？再说 现在的社会能允许这样吗？而这恰好是保证过去的教授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呆在象牙塔里专心致志地做他的研究，而且绝大多数是并不实用的学问。也正是由于这样的 收入状况，逼迫着现在的教授们不得不去想方设法找项目（更别说政策上鼓励所谓的理论结合实践，甚至还有政策来进行考核的），你想想，刚从他班上毕业出去的 学生就有不少比他的工资还高甚至高出几倍，他能心甘情愿地只做自己的本份工作吗？如果真的这样，他就不可能有尊严地对学生说话、有尊严地站在讲台上，他连 最基本的有尊严的底气都没有。中国的师道尊严什么时候才被彻底瓦解的，其实就是在拿粉笔头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即使到了现在，如果不计入大学教 师们做项目、赚“外快”所得，仅仅计算他们从学校所拿到的工资包括津贴之类，那么大多数教师的收入也就是他们所在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2、3倍（注意，这可 是最低工资水平的倍数，不是平均收入的），超过此数值的基本都有其他的特殊津贴，而那些拿到博士学位还在担任讲师教职的青年教师的收入可能就更低了。前一 阵有位教授在网上晒工资收入，结果引起了广泛的抨击，实际上他所说的确是事实。而现在许多人都把大学教 授看成是有二、三十万年收入的，以为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去做项目赚外快，于是就进行了狠狠的痛击，其实恰恰是颠倒了这里的因果关系。从这样的角度来 看，教师们做项目之类的，正是他们要过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需采取的行动，而这也就养成了教授们的所谓“不务正业”（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与正业有点关系 的）。

　　既然大学继续走精英路线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以“精英”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的走上大众教育的大学教育就显然是不对辙的了。一方面我们嚷嚷着用精英教育为标准的“人文精神”、“大学精神”来要求着当今的大学教育，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大众化教育之学生的工作能力、就业率等等来衡量现实中的大学，从而逼迫大学教育只有产生人格分裂才有可能生存。而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在社会性的功利实用思想的影响下，大学就愈显“下流化”了。

　　如果以扩招为标志，看上去大学的“大众化”教育还刚刚开始，但无论是政府管理体制还是社会要求都无不把大学看成是职业学校，这确实久有历史的了。不仅从1950年代开始的大学改革走上了这样的路径，把为社会培养操作“工人”作为目标，而且在当今社会以就业率来考量大学的 专业以及专业教育，用人单位招聘往往以是否“熟练工”作为潜在的标准，家长和学生以就业率作为选择专业的准则等等，都在在体现了这样的历史脉络。想想现在 究竟是谁在读文科，是那些成绩相对较差的；在报考文科专业的学生中，又是谁报考文史哲的，是其中成绩略差的，估摸着文科中的热门专业上不了而在这里将就 的。由于工作等的原因，经常会与一些院校的老师碰面，尽管都在一流的学校，那些专业的老先生们经常说今不如昔之类的话，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三流的学生才会 来读这些专业，从而为他们的专业而痛心疾首。而我们现在拿来说事的那些“老北大”的教授们其实都是这一类的专业。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学校也必然会以此来 衡量专业以及专业教育内容和课程，一切围绕着是否实用是否有用来作出决策（其实我们都曾经高声嚷嚷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道理还是一样 的）。因此，过去是政治体制的要求，现在是社会需求的制约，无论如何，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肯定是不能再上课堂了，而且最终被排挤掉的显然是那些纯理论的和 人文学科的，而受追捧的只是那些实用型的技术。如果现在有学校像美国一些常春藤学校那样用一年的时间来开设与专业无关的古代经典、古代历史、古代文明之类 的必修课程（不管什么专业都是必修），其结果会怎样？

　　与此相关联的是，对大学毕业生负面评价最多的往往就是所谓的“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原本并非就是问题，但当以实用性尤其是即时的实用性来评价时才成为了问题。我就不知道了，眼不高手就能高吗？只有眼高了手才有可能高，至少还有提高的可能。从某种角度上讲，我觉得大学就是要培养眼高的，至于手是不是高可以在毕业后的工作中不断提高的，在“做中学”的。但如果一开始眼就不高，那么手就不可能再高了的，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了。而所谓“眼高手低”的评论者，无非需要的就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那大学培养的肯定就不如职业学校，甚至技校（而这恰恰就是现在经常可以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言论）。如果仅仅只是需要手高的，那就直接去找职业学校，甚至技校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甚至教育系统往往最听不得这样的评说，于是急切地想要去弥补，于是大学就向职业学校的路径发展了，这也就更加的“下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