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中国社会中的特立独行，并不是到开埠后才形成的，所以也就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即使在传统社会中，也就是在上海开埠之前，就出现了种种的异象：因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先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后设县的建制，这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来源不同；有了县的建制却长年未建城墙，缺乏了“城”的象征，也与绝大多数的县城不同；建起来的城墙也与中国绝大多数的县城的形制不同。

 

     前面的博客中已经提到，上海开埠前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城市了，至少也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可以位居前二十位。尽管这个城市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长成，但又可以看到其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许多隔阂，表现出了其自身的特立独行的面貌。

     上海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与其他的城市有所不同，并不是因为行政建置的设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商业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最后不得不在这里设置了上海县。

     上海的地质构造和土壤决定了上海的主要农产品是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而不是可以影响到国家命脉的粮食作物，即使在江南农耕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之后也是如此。因此，要维持自身的存活和发展就必须通过贸易而换回粮食，商品交换就成为了这个地区能否维持下去的关键了。从某种角度讲，上海显然不是为农业社会而生的。此后其快速的发展（指开埠以前）也不是因为农业的发展。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上海实际上是随江南人口增长而由商业交往发动的，最初形成商业集市。史载，最晚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上海已设有酒务，即上海务，负责征收商业交易税。而后设镇，尽管史籍所记载的时间各有出入，但最晚当在南宋绍兴年间（1311-1162年）即已设置上海镇。至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从华亭县中析出设上海县。这样的发展路径喻示着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比如，商贸的发展具有优先性，这是与中国绝大多数县城的发展路径是存在区别的。而上海因商贸而起，并随着商贸的发展而在城市等级上逐步上升，这在中国的城市史上也是非常独特的。而正是由于其商贸占据核心的地位，就必然与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相疏离。

     而这种与传统文化的偏离和对商业的重视也有可能造就了中国传统城池史上的特例，即上海在置县后的260年间，即从元代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置县直到明代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间，上海县始终未筑起城墙。尽管在此期间有过多次动议，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最终导致不建的理由固然有上海从未受到战争的冲击的原因（这是在史籍记载中最为明确的理由），但在文字记载中却出现了很多成本上的考虑来作为反对的理由，这在传统社会中可能也是特例。从中所反映的，也许更多是从商业贸易出发的对政治统治功能的排斥，也就是对城墙作用的不同认识（这只是我的推测，未见任何文字的记载）。

     嘉靖三十二年筑起城墙，起因是受到倭寇的滋扰而在生命和物资上遭受极大的损失，因此，城墙的建设显然是出于抵御的功能要求，并非是出于对地域进行控制的目的。但关于城墙建设的长期议而不决，最终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之前所提出的建设城墙的种种困难，比如土地、经费、人力等等都并不能成为理由，这显然是属于不想为而不是不能为。当然，城墙的修筑与否，可能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有关。考察中国古代史发现，至少在元朝统治者眼中，城墙的作用是不足道的，因此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的城墙荒废得非常严重；而到了明朝，统治者对城墙有着极度的依赖，全国各地普遍重修了城墙（包括长城），所以我们现在到各地古城看到的都是明代修的城墙，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长城也是明长城。

     上海县城的城墙建了起来的，但其所围合的区域基本上是带有椭圆形的，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方正性（即偏圆形）特征，这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形制不同。《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尤其是经过汉朝的“独尊儒术”，中国城市以方正作为最基本的原形已被上升到礼制的高度被执行，因此，中国大地上已经很少再出现圆形或偏圆形的形态了。当然，也有一些城市是不规则的或者是方正形的变形，但主要是受到江河湖海以及山体等的限制，是为了顺应这些地形条件而顺势而为的，其方正型的特征仍然维持着。但上海县城周边并没有明显的地形限制，与黄浦江也仍保持有一定距离，因此这种变形显然不是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而形成的，而是与当时城市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有关联。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是先经规划而后建设的，而上海是先已形成一定规模而后建设城墙的，所以也算是一种自发生长的过程。而与此相关联的现象是，如果考察一下西方中世纪城市的话，就可以看到，那里的城市基本上就是圆形的，而几乎看不到方正形的即使是文艺复兴后设计的“理想城市”也几乎是圆形的或者是圆形的变形体（比如多边形）。

     这种种的不同是否就已经带有上海未来发展的密码或者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