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思

        近年来，一些人大全会引入了市民代表旁听，以对人代会过程和工作的观察和监督，应该可以看成是人代会公开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发挥市民代表的作用，现在出现了为这些旁听市民赋予更多职责的倾向。今年上海市人代会举行之前，为市民代表配备专门接听市民来电的电话卡，通过媒体公布了市民代表的信息以及电话号码，以利于市民代表"了解和反映群众需求，做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并且将此称为一种"制度创新"。

        多一个收集和反映民意的渠道，当然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希望将市民的意见直接纳入到立法机构的讨论之中；这样的举措也反映出对现在的人代会制度所存在问题进行纠正的意图，也就是将市民的意见、市民的心声直接反映到人代会上。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这种做法是否有效，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评估。但就这种方法的创设或者说"制度创新"本身而言，其所隐含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产生于误解呢，还是有意的混淆，或者仅仅是表象上的所谓去崇高化。

     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又挑起了一个话题，物业税年年入报告，年年被争执，怎么总是搞得不明不白的呢？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折腾，或者说想要折腾。

     中国的许多事情，出发点大致都是不错的，但是总是欠缺了对制度关联性的考虑，于是矛盾就出现了，于是总是被弄成一地鸡毛，甚至演变成祸国殃民。

　　在西方的社会发展史上，“工业革命”是个常用的划分时代的词语，用以描述18世纪后由英国首先发端的、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通常以此为标志现代社会的开始。

　　这个由生产工具的革新所引发的一次社会革命，尽管其看上去首先是由物质领域的发明所开始的，而且不是在短时间内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的，因此，从狭义上理解革命的话，它称不上是一次“革命”，但在其实质意义上确实是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历史成为“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但正由这样的划分也可以告诉我们，这绝非仅仅只是在工业或产业领域的革命，更不只是在技术手段或机械、机器方面的革命。

　　而与此相伴随的“工业化”，也就不仅仅只是生产方式、技术手段或者机械、机器等等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到处都在强调的所谓工业化、二次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等等，如果仅仅限于产业之类的发展是否有被这名词本身忽悠，而忘了其最为根本的内容的危险？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上海外白渡桥的大修以及大修后的复位，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城市事件。

　　这次大修事件及其广为传播的前前后后的叙事中，保护历史传承是最为“政治正确”的叙事，但这样的修复真的就是“历史保护”吗？它真的承续着历史吗？

　　经济适用房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以其收入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的人群。这与房价的高低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无论房价再怎么降、降低到再怎么低的程度，这样的人群始终是存在的。

　　正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这样的人群，他们的住房需求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得到满足，因此，这就需要有其他的途径来为这些人群提供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供应，无论是供购买的还是供租用的，都必然是要低于市场价格的。

　　但经济适用房应当是符合当代人有尊严生活的要求，并且成本上是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承受的住房，所有有关经济性和适用性的评价都应当是相对于居住者的收入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基本生活要求而进行的，任何超出此范围的讨论实际上都有悖于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初衷和基本精神。

　　每一次的大事件，都会引发出不同的想法：究竟是加入到狂欢之中并成为狂欢的一个因子，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欣赏他人的表演？究竟是将其看成是一次机会并在其中谋取自己的发展，还是逃离现场以躲避纷扰的尘嚣？……每个人都会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而且都必须作出选择，也许选择的方式原本是可以很多很多的。

　　最近看了一本很翔实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传记，看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期间，借居在Kent的海岸边，在书信中向友人诉说着被“逼出”伦敦的缘由，心有戚戚。并深深地感到，这还真有点现实或者说前瞻的意义了。

　　说到认识城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现在显然是无法跳过的，尽管在其生前和去世后的数十年中非常的沉寂。直至1980年代才被翻箱倒柜出来，这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功劳，甚至在一些地方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学术明星。

　　就城市认识或体验来说，本雅明的最突出贡献无疑就是创造了浪荡子（flaneur）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个形象的最初来自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

　　本雅明用"浪荡子"的形象，描述并阐释了对城市的认知，这种认知充满着辩证性的内容。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有非常明确的阶层划分，不仅需要在政策过程中对不同阶层的存在有充分的认识，还需要在政策内容中针对不同阶层制定明确的具体措施，而且还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实际状况对政策后果进行必要的评估，由此来避免阶层的现实存在终将使所有的政策失去可靠的对象，从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