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思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产生于误解呢，还是有意的混淆，或者仅仅是表象上的所谓去崇高化。

     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又挑起了一个话题，物业税年年入报告，年年被争执，怎么总是搞得不明不白的呢？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折腾，或者说想要折腾。

     中国的许多事情，出发点大致都是不错的，但是总是欠缺了对制度关联性的考虑，于是矛盾就出现了，于是总是被弄成一地鸡毛，甚至演变成祸国殃民。

　　在西方的社会发展史上，“工业革命”是个常用的划分时代的词语，用以描述18世纪后由英国首先发端的、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通常以此为标志现代社会的开始。

　　这个由生产工具的革新所引发的一次社会革命，尽管其看上去首先是由物质领域的发明所开始的，而且不是在短时间内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的，因此，从狭义上理解革命的话，它称不上是一次“革命”，但在其实质意义上确实是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历史成为“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后”。但正由这样的划分也可以告诉我们，这绝非仅仅只是在工业或产业领域的革命，更不只是在技术手段或机械、机器方面的革命。

　　而与此相伴随的“工业化”，也就不仅仅只是生产方式、技术手段或者机械、机器等等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到处都在强调的所谓工业化、二次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等等，如果仅仅限于产业之类的发展是否有被这名词本身忽悠，而忘了其最为根本的内容的危险？

　　由于时间的冲刷、战争的损毁，或者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历史文化遗产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损坏甚至灭失，因此，对于当今留存的历史文化遗产采用恰当的保护，是当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但是，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现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施行保护，但其实质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更为彻底地破坏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些做法不仅在全国大行其道，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比如所谓的“重建”和“复原”，使许多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上海外白渡桥的大修以及大修后的复位，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城市事件。

　　这次大修事件及其广为传播的前前后后的叙事中，保护历史传承是最为“政治正确”的叙事，但这样的修复真的就是“历史保护”吗？它真的承续着历史吗？

　　经济适用房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以其收入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住房需求的人群。这与房价的高低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无论房价再怎么降、降低到再怎么低的程度，这样的人群始终是存在的。

　　正是由于社会上存在这样的人群，他们的住房需求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得到满足，因此，这就需要有其他的途径来为这些人群提供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供应，无论是供购买的还是供租用的，都必然是要低于市场价格的。

　　但经济适用房应当是符合当代人有尊严生活的要求，并且成本上是中低收入人群能够承受的住房，所有有关经济性和适用性的评价都应当是相对于居住者的收入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基本生活要求而进行的，任何超出此范围的讨论实际上都有悖于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初衷和基本精神。

　　每一次的大事件，都会引发出不同的想法：究竟是加入到狂欢之中并成为狂欢的一个因子，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欣赏他人的表演？究竟是将其看成是一次机会并在其中谋取自己的发展，还是逃离现场以躲避纷扰的尘嚣？……每个人都会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而且都必须作出选择，也许选择的方式原本是可以很多很多的。

　　最近看了一本很翔实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传记，看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期间，借居在Kent的海岸边，在书信中向友人诉说着被“逼出”伦敦的缘由，心有戚戚。并深深地感到，这还真有点现实或者说前瞻的意义了。

　　说到认识城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现在显然是无法跳过的，尽管在其生前和去世后的数十年中非常的沉寂。直至1980年代才被翻箱倒柜出来，这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功劳，甚至在一些地方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学术明星。

　　就城市认识或体验来说，本雅明的最突出贡献无疑就是创造了浪荡子（flaneur）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个形象的最初来自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

　　本雅明用"浪荡子"的形象，描述并阐释了对城市的认知，这种认知充满着辩证性的内容。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有非常明确的阶层划分，不仅需要在政策过程中对不同阶层的存在有充分的认识，还需要在政策内容中针对不同阶层制定明确的具体措施，而且还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实际状况对政策后果进行必要的评估，由此来避免阶层的现实存在终将使所有的政策失去可靠的对象，从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策问题。

　　近年来，经济学家的言论时不时地成为舆论批判的对象，无论是在“三农”问题上，还是在房价问题上，或者在耕地保护或者国际粮食市场等等也都是如此。

　　他们的观点，就学术的标准来看，其实都并不错，但一放到现实之中无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荒诞性，原因安在？

　　很显然，这些经济学家们搞混了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错置了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之间的关系。

　　影像只能描述场景，无法解释这个场景，更无法解释产生这种场景的原因。当我们以影像来说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同时被其表象所蒙蔽而遮蔽掉了某些深层的东西了呢？影像中的在场是否就有可能将在时间序列中在前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悬置了起来了呢？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图像来引发一些思考，但这种效用对于一个对此场景及其内在过程并不熟知的人来说，几乎是不起作用的。

　　即使是一些普遍性的场景，好像可以用通用性的原因来作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往往就会走向“宏大叙事”，如下面的那个例子所提到的。“宏大叙事”的内容很多是外在的，是与此无关的人所加置进去的，事实是否如此、因果链是否能够联结起来，都是没有确证的。更何况，它们是否能够解说这一类的现象都不好说，又怎么能够被确信为是可以解释此时此地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呢？

　　俯瞰或行走也就意味着从空中或者从地面看城市，这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仍然是个认识城市的视角问题。

　　所有抽象地、理论地、全景式地对城市进行认识，都具有从空中认识城市的特点，比如用数据（统计分析）、用理论模型，或者总体性的描述与评价等等。

　　所有具体地、体验地、感受性地对城市进行认识，都具有在地面上认识城市的特点。当然，我们这里只说行走，不同的交通工具由于速度不同，所认识到的城市也就会不同，尽管也都在地面上。

     在认识城市的时候，即使我们能够摆脱上贴所说的“预见”（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纠缠在一起就会说起来非常的复杂，所以这里采用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暂且将其割断），仅仅只来看看认识城市本身。那么，采取什么样的视角，或者以什么样的立场来看，也是大有差别的。

　　这里所说的“预见”，并不是指对将来的预见能力，而是说在我们认识一些事情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对这事情的预先见解，这些“预见”来自于他人或者他处。

　　我这里以城市认识来予以说明，但实际上，也许并不限于这一方面。

     实践，肯定是跟做事以及做事的行为有关，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言说和讨论，而是说讨论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之间是有区别的。

     理论问题，讲究的是揭示本质，是一个要素与其他要素间纯粹的必然关系，因此总是有关于概念的、理想状态的、普遍性的。在自然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经典力学了，因此总能见到“真空条件”、“无摩擦力”、“完全弹性碰撞”之类的条件；在社会领域中，最为典型的则是各种“乌托邦”，因为这是建立在最完美人性、最理想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架构。

     实践问题，讲究的是在特定环境下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的内容，因此总是有关于具体的、过程性的内容。就学科而言，最典型的就是工科，哪怕是设计一个小型的机器，即使其中运用的主要是力学原理，那也得考虑摩擦、考虑空气阻力等等，是多种多样的力的综合，有时候还得利用摩擦之类以及不同的材料特性等。当然有时候还会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在原子弹爆炸后说的那样。

     民主，显然是个社会实践问题，是个跟具体地点、具体环境相关联的问题，其之间的关系也根本没法纯粹化，也没有必然性。

     城市要有吸引力，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有内容可以吸引他人，其次就是要有比别的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后者肯定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前者涉及的是内涵的、本质的方面，后者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后者对前者也具有引导性，而且只有在比较之中才能发现自己这个城市的长处与短处，才能真正找到具有吸引力的内容。

     当我们说到城市吸引力的时候，当然是指城市对外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考虑城市发展时就可以不考虑为城市居民的服务，相反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当前需要特别重视的，这里暂且放下不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相互关联的，否则城市的吸引力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牛年了，餐桌上也会时不时地会说起牛来。当然，在中国的语词中，牛也就是黄牛、水牛之类的，最多扩大到乳牛或牦牛。

     黄牛和水牛，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早就司空见惯了的，毕竟牛曾经是农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帮手。所以，也就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牛是什么呀？

     但是很不幸地，前几日就是在餐桌上，一个不算太小的小孩提出了这个问题，却一下就唬住了众人，在回过神来之后的一阵嘻哈之后，最终还是被难住了。

     春节前因有"突发事件"而一下子就忙得天昏地暗，没有心情来打理这个园地；之后就强制性地给自己放假，远离常态，呵呵，也就远离了网络。这就非常对不起各位博友，你们的光临、问好甚至拜年都没有及时回应。终于"破五"了，据说是该回复到年前的光景了，趁着还算是在"年"里，赶紧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圆圆满满的！

     每逢过年或者其他的传统节日，都有关于年味或节日气氛的讨论；怎样才算过年（节），或者过年（节）做些什么，时常是在考验人的。与此问题相关联，或者竟上升到"文化"的话题，过年、传统节日等等乃至于各种各类的"文化"，当我们现在想着要去复兴、要去发掘其意义的时候，忽然就发现它们终究是被渐渐的淡忘了，有些更烟消云散了。

     这种事情的发生也许是有多种原因的，但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特定的内容缺乏适宜的形式，或者说是仪式，想来也是很关键的。既然我们只注重其功用而不关注其形式，消失于无形之中也就是其原本之意了。

      我并不研究发展经济学，更无涉国际援助之类的话题，我的阅读完全是基于自己的问题和兴趣，但如果将书中的一些观点运用到我国的扶贫政策、地区发展（尤其是中西部、东北等地区的开发以及相关的城市发展）、解决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民工问题甚至现在大家关注的4万亿特别救助款项的分配等方面，运用到对新一轮的社会经济改革的诉求上，也许同样是可以有许多启迪的。这些启迪可以从最为根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来改进我们对未来发展的认识和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在克服对制定宏大目标和完善计划的盲目崇拜上。

     一到年节，不管是元旦还是春节，总是要辞旧迎新的。于是就赶紧来做新年的第一帖，想到的还是与过年有关的事，但好像又不直接相关。

     “阳”的年是就这么跨过去了，按月亮计时的年也已经等着跨了。跨过了年总指望着有新的气象，一切的不如意、不顺心就这么扔在脑后了，这多少只是个愿望。生活仍然是连续的，该怎么着还得怎么着，梦想还是只能在梦里见到，承受着的也没法就这么给推卸掉，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不会因着过了年了就已经来到了。

    说到流动，其中包含着多种的成分，这些不同的流动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中所表现出来的景象和结果可能各不相同，而且由此可以看到能够形成的流动都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博联社经历了一次灾难，尽管损失不可谓不大，但也确实不算什么。原本想算了，但还是决心自救一下，算是留下一点案底吧，别让自己在这么一段时间中忽然就好像是失踪了似的。 

　　但仅有自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的充实发展。相信博联社和马总能够想我们所想，能够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当然我们自己还得学会自我保护。哈哈

　　大学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其幸或是其不幸？这都不太好说，有那么多的人来关注大学以及大学教育，显然是件好事，无论是对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应该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众说纷纭，在未把握真正问题甚至出现偏离现实状况而进行讨论的情形下，讨论得越多也许就有可能是转移了视线，进而掩盖起了迫切需要应对的状况。

　　搅浑了水，未必就能摸到鱼，因为其中原本就没有鱼。——鱼在另外的河中。

     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前面从赋予和接受两个角度分别探讨了这种可能性，但这些内容一方面当然是"可能性"，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外部的，与这两个城市本身有一些关系，但并非直接的关系。

     兜了一个大圈子，现在再来找些可以直接对应的内容。

     把上海说成是"东方的巴黎"，其实已经是很难辨别最初是谁这么说的，是对谁说的，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这么说的等等。因此，这里就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最初是法国人对其同胞说的，其实有可能只是说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地位有如巴黎在法国，或者在中国，上海相对而言更接近于巴黎的繁华程度。这样而延续下来，或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大家也就口口相传了。这也就无法排除掉为什么不称上海为"东方的伦敦"这样的说法，之前所作的分析只能作为我们的推测而已。

     既然我们无法分辨最初的言说背景，也就无法对此再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当这样的说法形成之后，在国人的口中为什么也能接收下来，并得到广泛的传扬。这种传扬至少说明，我们也认同了这样的说法，并且愿意继续传扬下去。